作者：解玺璋

《梁启超传》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梁启超传》堪称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

梁启超——百年前救亡图存的冷静思考者和思想引领人

听到梁启超这个名字，很多人往往和康有为联系在一起，但因为没有大张旗鼓般的宣传，似乎大家又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毕竟一百年过去了。梁启超百年前引领的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的盛况，似乎经过历史的沉淀后已经沉寂，就像发黄的电影胶片，沉静的诉说着时代的呐喊。

龙应台在2000年将要来临的时候写道：“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那个时代烙下深深的印记，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标志性的事件，都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思想和主张自始至终贯穿了那个年代。

一、思想的缘起

从梁启超成长的环境看，倒是感觉不到他会有这么强烈的改天换地的革命思想。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在乡里有声望，在梁启超中举之后，谦恭地带着儿子专程去拜访与梁氏有宿怨的东甲人，拜谒他们的宗祠，执礼。此外，梁宝瑛在病床前侍奉父亲近二十年。梁启超的家教不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勤俭寡欲、吃苦耐劳，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总之要磨炼人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健全的人。

这样的家风也直接影响了梁启超对待子女的态度，他大量地写书信给子女，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鼓励子女们做个中西兼通的人，即使今后离开这块土地，也要“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中西兼通的思想，梁启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自始至终做的。他思想的“善变”，也是在不断的研究和汲取主要发达国家所长中所变化的，思想的宗旨未变，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

二、革命的思想

早年梁启超的重要引路人是康有为。康有为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掀起了清代今文经学运动的复兴，产生两大影响，一个是动摇清朝正统学派的立脚点，一个是重新检查评估一切古书，有很强的革命和颠覆意识。

梁启超积极的参与到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中，活动轰轰烈烈，有1500多人次参与，但一阵风过后归于平静。梁启超认识到自上而下很难推动，要积聚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提出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政治上走得更远，由兴民权、兴绅权、兴办学会，进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

当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岁左右，青春是躁动的，他著《新民说》，说清楚了国家和朝廷的区别，“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字里行间涌动着青春的热血，大声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

那个时候的梁启超也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鼓吹革命和破坏主义，并以法国大革命为借鉴，认为法国人民好动，中国人民好静，因此“路梭（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不过，尽管如此，梁启超踏实稳重的性格没有让他走得更超前，其革命思想遭到康有为的批评之后，在实践中还是内敛很多，作出让步，停止与孙中山的来往。

此时，梁启超和谭嗣同交往密切，谭嗣同好动不好静，正好和梁启超互补，两人从公车上书后到戊戌变法前，约有两年多的时间，一起做事，一起读书和讨论。这个时期，梁启超参与创办并主笔了《中外纪闻》、《时务报》和《知新报》，积极呐喊，同时在时务学堂担任教职，担任中文总教习。当初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

梁启超这个时期以“革命”、“排满”为主调的言论，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三、改良式的思想

梁启超在三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转变，由革命式思想向改良式思想转变，改良的方式随着阅历的增加而有所变化，但改良的基本理念一直贯穿他的一生。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一路所见所思所感，促使其认识的变化。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考察归来后，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共和的主张，转向君主立宪。

黄遵宪年长梁启超很多岁，有很多外交经历，他告诉梁启超说，在近代欧洲，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反对宗教的，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坚持对宗教的信仰都是落后的标志。梁启超也逐步认识到华人社会的问题，意识到革命不会使我们获得自由，倒可能得到专制，而且关于改良式的路径方面，华人不仅离民主共和很远，甚至离民主立宪也很远，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就是其君主立宪的考虑。

那么怎么才能让改良式思想落地呢？流亡回来后，梁启超开始积极组织政党，由政党引领，并拟定了三条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在实践中，梁启超不希望国家有大的动乱，对袁世凯有一些期待，抱有一些希望。成立进步党，“第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第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以立政党政治之基础”。进步党有两大诉求：推举袁世凯可以保持国家稳定，不至发生分裂；相信进步党有能力对袁世凯实行有效之监督，不使其溢出政治轨道之外。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最终国会被解散，梁启超也受到非议。

此时，梁启超对政治生涯产生了厌倦，同时也看得出，当时的中国在由家族治理走向政党团体治理的过程中，还未有成熟的环境，梁启超也讲到“顾吾至今乃确信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以今日之中国人而组织政治团体，其于为团体分子之资格，所缺实多，夫吾即不备此资格者之一人也”。尽管后面梁启超又参与到段祺瑞的政府中，但终究一事无成，这促使梁公归隐，走向开民智之路

四、不是尾声的尾声

“五四运动”掀起了革命的新风潮，似乎梁启超已经落伍于新时代，但他与“五四运动”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北洋政府的无能行为，就是梁启超所揭露的

对于社会主义，梁启超是关注的，也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搞社会主义“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他承认“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却有“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很显然，社会主义理论是欧洲工业革命孕育的，是要解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当下的中国，不仅没有工业，也没有资本家，要把这种理论悉数搬来应用，“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实际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努力发展民族经济。他表示：“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见（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尽管如此，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盛行，不激进的即被看作落伍，梁启超的温和主张似乎碰到了困难，不被新的一代年轻人所欢迎。曾经仰慕梁启超的胡适在此时接过了大旗。如果说，梁启超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是开路的先锋，胡适则属于这个时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梁启超最初搭建了“现代中国”的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拉开大幕的人。

梁启超一生似乎有些“高开低走”，直到其去世十三年后才颁发褒奖令，其中有他与政见不一产生“恩怨”的原因。梁启超对比了各国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的变革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但他不希望发生大的动乱，希望基于现有的政治格局进行改良式变革，这是为什么他会先是向着袁世凯，然后向着段祺瑞。但是，我们真的不能要求梁启超太多了，他已经是开启新思想大幕的急先锋了，然而他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又决定他不会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革命，相反，他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自己的旗帜，而梁启超却宣布西洋文明并不能救济国人的精神饥荒，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他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是穿透世纪长河的声音，至今依旧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