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奥威尔

这是一个战后虚拟的世界，全球分割为3个性质雷同、相互攻伐的极权帝国——大洋国、欧亚国与东亚国。英国伦敦成为大洋国一个行省的首府，成为巨大专制机器中的一部分。人们极度崇拜大洋国首领“老大哥”，孩子自发组成小队，监视告发自己的父母；有异端思想的人随时会悄无声息地失踪；物资极度匮乏，但高级党员的享用却不受限制；已刊发的报道随时会被修改；被严厉压制，因为性和爱是不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国家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思想警察神出鬼没，你永远不知道街角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是否就是密探；更要命的是，在你卧室、客厅、路上、电梯……任何地方，都悬挂着监视的铁幕。

读完《一九八四》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要去拜读一遍英文原版了。

乔治•奥威尔的传世名作《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反乌托邦文学作品，毋宁说是一部对极权、人性、社会主义与人类前途的理性思考。历史在奥威尔的时代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纷繁复杂的政治闹剧轮番上演，德国的纳粹，苏联的极权，各种以共产主义人人平等为幌，行极权主义寡头政治之实的政权令全世界陷入了一种迷茫。信仰的崩溃，犬儒的盛行，人们更多的面临着道德的沦丧和普世价值的瓦解。经济的进步并没有促使人类在精神层面走得更远，相反，两次世界大战让对未来的所有憧憬都漫漶成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历史是否又一次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怪圈？历史是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中叶时走到了尽头？面对这诸多的疑问，奥威尔站了出来，用他多年的观察所得给了我们一种介入的角度。

《一九八四》一书，有理想，有反抗，有自由，有挣扎，有爱情，有屈辱。她满含热泪，又警醒世人。作为一本启示录式的预言，奥威尔在创作时既不反苏，也不。他所控诉的只是极权主义的丑陋与龌龊——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

故事围绕着一个叫温斯顿的中年政府官员展开。彼时故事的发生地“大洋国”正在极权统治的下步履蹒跚。庞大的监视网络遍布全国，思想警察无孔不入。公民在“老大哥”的引领下达到了所谓的高度统一：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语言，统一的行为模式和统一的价值追求。温斯顿即被设定为这个体制下的见证者、亲历者和牺牲品。不过事情至此出现了偏差，巨大的铁幕也有了罅隙。温斯顿有他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精神世界，他感到孤独，他感到苦闷，周边的一切都使他压抑。但他不甘于此，他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同类。不过现实让温斯顿彻底蜷缩进了自己的内心，他曾经抱有幻想的奥勃良后来被证明是秘密警察头子。一股绝望的气息始终萦绕在温斯顿的周围，他终于明白面对这个钢铁怪兽，任何人都不免被碾为齑粉。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丝希望，正如他日记中的一句话所传达的那样：“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书中的无产者是不自觉的一个群体。他们蕴含着无穷力量，足以把国家机器打得粉碎，但现实中他们却一盘散沙，没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的只是亦步亦趋和逆来顺受。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是被边缘化的大多数。正如书中所说，你如果不给他们比较的机会，这些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这时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即如何开启民智。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彼时一些知识分子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内，他们奔走呼号，为革命，为理想，也为他们一直所坚守的道德与良知。于是你会在北美听到托马斯•潘恩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名字和一本叫《常识》的小册子，你会在英国听到霍布斯、洛克的名字，在法国听到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你沐浴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中，你对一个有权力制衡的新体制充满向往……结果，启蒙换来了如潮水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势力的衰落。

康德在一篇文章中对启蒙下过这样的定义：“启蒙就是人摆脱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没有别人的指引就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启民智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它使那些无产者懂得独立思考，懂得如何去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是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的责任。但《一九八四》全篇读下来，你会发现里面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人格尊严，他们选择依附于政治，为“英社”（即书中的执政党）服务，可最终也逃脱不了被清洗的命运。

温斯顿的悲哀，无产者的悲哀，知识分子的悲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认知历史的一个惯常渠道就是阅读前人留下的文字资料，阅读所得和我们的亲身经历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记忆实体。它是我们思想的源头，也是我们肩上承载的历史使命。创造历史只是针对当代史而言，你无权对既往的历史进行主观化的改造。但这套逻辑在“大洋国”被彻底颠覆了。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是“英社”的统治信条之一，他们所要做得就是重塑公民的记忆，记忆到此也就不是个人化的东西了，它变成了“英社”意志的延续。记忆的历史作用不复存在了，它更多的变成了一种政治游戏。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记忆的长度理应有千年之久，记忆的长河流过了蛮荒、见证了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它继续前行，途中有阴谋，有流血，有屠杀，也有交流、进步、融合、开拓。这条大河在西方的1500年，东方的1900年变换了方向，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奔腾，它流向了一个更加理性、更讲人道的世纪。我们不去管每段记忆的密度如何，单就它们所承载的人类成长的故事而言，我们也必须选择铭记。可极权政府却一再破坏这些精神遗产。第三帝国焚书的行为就是人为抹杀对历史记忆的一个例证。海涅对此愤然道：“烧书，可能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前兆。”不光是烧书，任何形式的对记忆的颠倒与抹杀都是一桩大罪。

温斯顿不甘与此，他要坚守自己的记忆。于是他开始写日记，这也是后来导致他悲剧的诱因之一。在对往昔的追忆中，他记起了如此多美妙的瞬间，也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他想起了母亲，母子如何艰难度日，母亲如何保护自己以及日后母亲的人间蒸发。他也想起了自己性压抑时的出轨行为，他感到了人性的扭曲。这一切恍如幽梦，他手中的笔不停的写啊写啊，直到他把这些都宣泄了出来：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他们（无产者）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它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掷地有声。

记忆的频繁变动也导致了“大洋国”公民思想的无根性。他们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攻势完全了。产生思想的沃土皆已变成了荒漠，全国上下多是一群行尸走肉。这不仅仅体现在民众中间，在政府部门同样如是。书中刻画了温斯顿的同事铁洛逊这样一个人物。他对工作满怀热情，对“英社”的指示无丝毫怀疑。一个彻头彻尾的称职的公务员，一个恐怖统治下的帮凶，这两个头衔给予一个人，是否矛盾呢？这让我想起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她参加完在耶路撒冷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翩翩绅士成为一个嗜血恶魔，只是因为在纳粹的体制下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恶通常是无意识的，但当这种无意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后果不堪设想。极权统治的恐怖之处即在于此。当犯罪成为生活的常态之后，我们不禁要问，罪恶是体制催生出来的，还是人性本来如此呢？

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后，“乌托邦”作为一个文学母题便出现了。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影子俯拾即是。后人称《一九八四》为“反乌托邦”的名著，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乌托邦”。

这个乌托邦就是温斯顿与情人裘利亚约会的“却林顿小屋”。极权统治下的人性终究是要爆发的，对爱情的渴望也许就是刺破藩篱的一柄利剑。两个人躺在床上，彼此交流，从肉身到灵魂，他们的爱情给绝望的我们带来了些许安慰。温斯顿会给裘利亚讲故事，而裘利亚则会为温斯顿煮上一杯真正的咖啡。咖啡的香味在屋中弥漫，但终究也没能飘得更远。

思想警察带走了他们，把无尽的哀怨留给了读者。我含泪看到最后，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在乱跳——无望。我曾一度精神低落，失去了前行的动力。直到那天我意识到这本书的意义——她应该就是现实中的那缕咖啡香，应该把这种清醒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读到奥威尔的书，“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昆德拉曾说“现代的愚蠢并不意味着无知，而意味着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一九八四》即在挑战我们观念的同时让我们的头脑更有思想。

《一九八四》，写于1948年，距新中国成立1年，距二战结束3年，距冷战正式开始7年，距越南战争13年，距“布拉格之春”20年，距苏联出兵阿富汗31年，距两伊战争32年，距苏联解体，两德统一43年……距真正的和平与民主还有多少年？

最后抄上一段温斯顿的日记来作为本文结尾吧：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