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关注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即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通过透视儿童问题的巧妙视角，作者细腻探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理论话题，这就浊：孩子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在道义上的“无价性”如何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则？从而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怀：社会如何“大于”市场？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读后感 第(1)篇

017年的寒假，浙江某高校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回家跟父母一起算算账，从出生到大学花了多少钱。有个学生的账单显示，已经花了父母200万。

这笔帐很扎心地反映了一个问题：现代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衣食住行，到学校教育和补习班，对家庭几无经济贡献的孩子，俨然成了一台 “人肉碎钞机”。拥有孩子变得越来越贵了。

实际上，美国社会早就经历了儿童奢侈品化。在18世纪的美国乡下，孩子也是用来干活和养儿防老的，5~7岁就开始负责照看弟弟妹妹，协助做家务。到了19世纪，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给有经济价值的儿童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

然而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儿童的经济价值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货币化的情感价值。

如此急剧的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在《给无家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中，作者薇薇安娜 泽立泽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在1870~1930年之间，美国社会对儿童价值的评估标准，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薇薇安娜 泽立泽是美国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主要作品有《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的购买》和《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她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

这本书一方面通过公众对儿童生命态度的转变，以及对童工问题的争论来探讨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剧变。另一方面，从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和儿童的收养和买卖等角度，探究儿童价值衡量尺度的变化。

儿童之死：从无奈到神圣化

18世纪的美国，父母对孩子死亡的态度是顺从和接受，对孩子的悼念是冷静和克制的，孩子通常没有像样的葬礼。到了19世纪，父母异常悲痛，并开始尽情地发泄悲伤。丧子之痛成为一种大众文学类型，小孩子的丧礼也开始受到关注。

19世纪后期，失去孩子的父母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促使一些社会活动者开始主张“保护儿童生命”。拯救儿童生命的组织在医疗、心理健康、家庭关系和公共福利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主要的儿童传染病也被消灭了。

这时候，意外死亡把公众视线带到了街道上。街道是儿童的主要娱乐场所，而火车、有轨电车和汽车变身马路杀手，使意外死亡成为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公众对此的反应不再是无奈地接受，而是付诸暴力，愤怒地殴打肇事司机。

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证明人们对儿童的生命开始给予很高的重视。传统的观念把儿童死亡当成神的处罚；19世纪后半期，这种论调在人们的强烈指责中被抛弃了，并把责任归咎于肇事司机和电车公司。

很多时候，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于车轮。因此，对儿童死亡的情感和担忧超越了阶级差异，让中产阶层和劳工阶级站在了同一个立场。儿童的生命因为广泛的情感关注而被神圣化了。

公众的 “知行合一” 也体现了这一态度的扭转。人们为了把儿童从街道上引开，修建了儿童游乐场和运动场，并借助卡通动画和广播宣传街道的危险，还在街道上进行安全督导和交通巡逻。

童工争论：儿童经济角色的转变

对于童工的争论，能够挣取工资的劳动儿童，和 “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 的儿童站在了对立面。

在19世纪，劳动儿童是劳工阶级家庭经济的第二贡献者，并且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儿童在外工作被称赞为一种美德。但是到了1900年，儿童劳动被指控为父母的剥削和压榨。媒体开始关注童工问题，童工委员会也开始宣传和揭露童工的状况。

这个时候，劳动市场也开始变得对 “有用儿童” 极为不利。经济的发展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技术工的需求增长，而新技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对童工的需求。家庭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提高，男人的工资足够维持家用，不在需要孩子去劳作。这样，劳动儿童的经济价值被逐渐削弱。

在“有用”的儿童被驱逐出劳动市场时，“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儿童价值开始出奇不意地绽放了。最具争议性和代表性的，是儿童演员。

儿童演员这种在合法性边界线上摇摆的一个特殊职业，成为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反对者认为儿童演员与童工没有区别，背后是一群唯利是图的父母；支持者则辩护称舞台表演是一种教育方式。

随着儿童舞台明星引发的公众狂热，儿童演员越来越受欢迎。这个争议，最终被儿童魅力对观众的征服打破了。

人们对儿童演员情感价值的认可和追捧，使儿童的价值不再由其工具性决定。儿童的合法工作范围，变成了象征性的和教育性的。

由此，儿童的经济角色发生了转变，由童工到儿童工作，由经济性到教育性，情感价值超越了经济价值。普通儿童的收入，从挣工资变成领取家庭补贴，也就是父母给的零花钱。

意外死亡赔偿：从1美分到天价

在19世纪的美国法庭，对意外死亡儿童的定价是一个冷冰冰的公式：潜在劳动价值-抚养费用。

由于年幼的婴儿几无劳动能力，出现了很多令人吃惊的低额赔偿。一个纽约男孩获得6美分的赔偿，一个密苏里州的12岁儿童仅获得1美分的赔偿，还有很多几美元的赔偿案件。

这些判决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但是给没有经济价值的孩子定价成为了一个难题。随后，法官在裁决此类案件时，也逐渐意识到儿童的情感价值应当作为更重要的考量，承认父母失去的社交和陪伴损失，并加大了赔偿力度。“儿童=劳动力”的公式被否定了。

法庭的判决，使考虑情感价值成为更明确的道德标准。法官们倾向于认为，抚养孩子的快乐，要比为孩子支付的金钱成本更有价值，而失去孩子的痛苦，也远非金钱赔偿所能弥补的。

精神损失费成为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合理要求，并且在金额上有了明显的改观，有的父母得到了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赔偿。

当无价的孩子遭遇死亡时，他们的情感贡献被赋予了金钱价值。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恰恰是儿童情感价值货币化的体现。

婴儿买卖：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

19世纪的代养方式，建立在童工合法的前提上。因此，更有劳动价值的大龄儿童在更受欢迎，而年龄小的婴儿则成了一份负债。

养不起的父母要么选择遗弃婴儿，要么交给“婴儿代养者”，并且还要支付一笔代养费用。这时候是买方市场，大量的代养婴儿无人问津，价格低到1美元甚至几十美分。

随着童工被判定为不合法，无用儿童的情感价值被肯定，“婴儿代养”制度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20世纪初合法领养的盛行，并且在娱乐明星和政界人物的表率下成为一种浪漫追求和新时尚。

这个时候，领养者更在意外表的吸引力和个性特征，而忽略了早期的经济尺度。强壮、年龄大的孩子不再是首选，婴儿，尤其是漂亮的小女孩变得非常抢手，因为女孩被认为能够提供更大的情感价值。

对婴儿的大量需求，了婴儿市场（黑市）的出现，其市场价基于独特的情感性吸引力，而不是经济价值。因此，年龄偏大的孩子需求很低，在被剥夺了劳动价值后，他们被从情感市场中排除了出去。

另外，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领养机构的候选名单越来越长，设置的标准越来越严格，婴儿的价格进一步提升。一个婴儿往往有多对夫妇在等待，婴儿市场完全变成了卖方市场。到了1950年代，黑市婴儿售价甚至能达到10000美元。

伴随着儿童劳动力市场的消失，为儿童的情感价值定价的市场却发展了起来，可以说是儿童情感价值商业化非常裸的体现了。

从整本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孩子价值评估尺度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

作者所研究的1870年 ~1930年这个阶段，恰巧是美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一段时期。一些发生巨变的社会因素，比如工业化的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以及生育率的下降，都无可避免改变着美国人的价值观。

社会因素对我国也有借鉴意义，从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从 “人多力量大” 到计划生育，从义务教育到教育商业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焦虑夹杂着死而不僵的 “养儿防老” 观念，使中国人对孩子的价值认同在矛盾和分裂中崎岖前行。

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中，薇薇安娜引用大量史料，认为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关系的改变，形成了衡量儿童生命价值的独特模式：情感价值的货币化和商业化。

这一模式必然使孩子变得越来越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到了1980年，“情感上无价”的孩子逐渐成为美国一般家庭难以负担的奢侈品。而这一现象，恰恰是我国这些年正在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