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耐庵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征四寇，灭叛党，最终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水浒传》的内容构成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七十回是一大部分，主要抨击统治阶级的腐朽残忍和歌颂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七十回以后写受招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是另一大部分。前一部分写人民反官府，反映的是阶级矛盾；后一部分写忠臣反奸臣，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宋江等受招安以后，处处受到奸臣的排挤和陷害，甚至最终被害死。

<三>

脊背上的花绣：九纹龙，花和尚，浪子等都有一身漂亮的花绣。这不是闲笔，而是为了塑造形象美。文身在古代是一种力和美的象征。它是对人体美的一种“艺术加工”。这种“艺术加工”有其古老的传统性和广泛的世界性。古代世界各民族都有文身的风俗习惯。《水浒传》中的文身描写，不但反映出宋代文身风俗的盛行，而且是一种刻画人物性格、发展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段。如阮小五胸前刺有“青郁郁一个豹子”。金圣叹提醒读者：小五胸前花绣“盖寓言胸中有一段垒块”。

黑旋风：

两军对峙，冲锋陷阵时，每每看到光着臂膀，手抡板斧，一马当先的黑旋风，便会血脉贲张，激奋不已。

黑旋风形象的美学价值在于一种天然美、纯洁美与缺陷美的和谐统一。

在人物塑造上，“完人”型的英雄常常不能生动可爱；相反，一些有缺陷型的英雄却使人喜欢。《七品芝麻官》中的唐知县，《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人物塑造上的成功的秘密即在此。如果换成海瑞式的人物，就不会引起观众那么大的兴趣。反面角色、丑角，容易写好、演好，可以肆意夸张，就是悬乎得离了谱，也没人认真，而正面角色就不同，所以叫做“画鬼容易画人难”。

《水浒传》用林冲、鲁智深等开头，接下去杨志、吴用、武松、花荣，联翩而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场景，给人以严肃庄重之感。没想到路转峰回，别开生面，半路杀出个李逵，文章愈出愈奇，一场场滑稽诙谐的喜剧，令人捧腹喷饭：真假李逵，夜闹东京，乔捉鬼，双献头，李逵负荆，乔坐衙，扯诏骂钦差等等，都令人绝倒。

浪子：

燕青是一个多才多艺之士，一个忠于主人的家臣型之士，一个安贫乐道之士，一个聪明机智之士，一个深谋远虑，不慕名利，激流勇退之士。燕青和李逵在元代杂剧里都是风流潇洒的文士。元代杂剧里的李逵是机智幽默的喜剧形象；《水浒传》仍然保留了他的喜剧作用，但是把他由机智型改为憨态型，而把机智移到燕青身上了。中国的士，歌颂世外桃源，歌颂山水、田园，有其相通之处。许贯忠关于“俺又有几分不合时宜处，每每见奸党专权，蒙蔽朝廷，因此无志进取”云云，都是洁身自好的士们的一种之词。“不知其人视其友”。《水浒传》作者是很懂得映衬相借之法的。这一回既是燕青后来退隐的伏笔，又是宋、卢被害的点睛之笔。作者是把燕青作为宋江、卢俊义的对立面来写的。

豹子头：

仗义林冲最朴忠，驰名慷慨显英雄；身孤恰似浮萍梗，他年得志镇山东。

何心在《水浒研究》一书中说，一百回本和一二回本把这首七言诗改为五律一首，意思是一样，而平仄调和，比——五回本高明多了。

欧阳健在《水浒新议》一书中的看法与何心正相反。他认为是五律在前，简本为了节省篇幅把五律改成七绝，由四行变成两行。

何心和欧阳健，谁的意见对呢？这要分析一下这两首诗。五律为：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誉望，慷慨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拿这首跟前面的那首七绝对照，可以明显看出，那首七绝是由这首五律压缩而成。

第一句“仗义林冲最朴忠”，是头两句的压缩，把第一句“仗义是林冲”的“是”字压缩掉，把第二句“为人最朴忠”中的“为人”两字压缩掉。第二句“驰名慷慨显英雄”是把第三句“江湖驰誉望”压缩为“驰名”二字，第四句不动。七绝的第三句是五律的第五句改造而成。第四句是取五律第七句中的“他年得志”四字，取第八句中的“镇山东”三字。

这样一分析，事情就很清楚了，不是五律把七绝改得文从字顺，平仄协调，而是七绝把五律改得拙劣不堪。

观灯：

《水浒传》三写灯节，无论其强调美学价值，还是文化史、民俗史价值，或艺术作用，都是有道理的。

文学作品就是美学作品，就要表现生活中的美，就要对生活中的美进行发掘、选择、加工，艺术地表现出来。《水浒传》在写元宵灯节上，可以说是笔艺绝伦，令人神驰魂往。如清风镇的“小鳌山”：“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梅灯，晃一片玻璃；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团锦绣。银蛾斗彩，双双随绣带香球；雪柳争辉，缕缕拂华幡翠幕。村歌社鼓，花灯影里竞喧阗；织妇蚕奴，画烛光中同赏玩。虽无佳丽风流曲，尽贺丰登大有年。”北京大名府的花灯又别是一番景象：留守司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点火，不计其数。

这里，有重点、有代表性地描述了三座鳌山：官府门前的鳌山，佛寺前的鳌山和著名酒楼前的鳌山。什么叫“鳌山”？这是宋代的“特产”。将万盏彩灯，扎成一座巨大的鳌形的山，叫做鳌山。鳌山相传是宋徽宗的发明创造，南宋遗民独醒散人的《枕泪痕》说：“道君帝闻瀛洲仙山，形若巨鳌，随命人以花灯为鳌山，道君率后妃宫娥，游乐其中，赋诗云：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隐晴空，玉皇高拱云宵上，人物嬉游陆海中。”谁说徽宗比起前人无所发现、无所发明、无所前进？这就是一项。元宵灯节始于汉代，兴于唐代而盛于宋代。宋徽宗把这一艺术大大地发展了。花灯里面，不光是包含着美学价值、文化史、民俗史价值，还包含着政治学史、领袖学史。宋徽宗为了装点太平，强迫老百姓“家家都要点灯”（《水浒传》第六十六回），并且要各级官衙进行检查落实，“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老百姓“只得装扮社火”。《水浒传》作者让梁山好汉一把火把鳌山烧它个满天通红，闹它个天翻地覆，深有寓意焉！《水浒传》描绘灯节前后达五千多字的篇幅，展示了作者各方面的情况。《水浒传》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已无法作确切的考证。

但是，不知其人视其文。一个作家，总是喜欢写他所喜欢、所熟悉的东西。《红楼梦》也写元宵佳节，也写花灯，但作者总往灯谜诗词上扯，于是就可以知道《红楼梦》作者是一个非常喜欢诗词、诗词水平和文学修养极高的知识分子。而《水浒传》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灯节，写与灯节相联系的娱乐技艺，就可以推知《水浒传》作者是一个很熟悉、很喜爱都市艺术的人。他所关心盼是各式各样的灯的制作艺术，没有涉及灯谜、对联、诗词。于此可以推知，他不是一个受过系统诗词教育和熏陶的文人。

三十六计：

计，属于战术。《三十六计》中的“远交近攻”不是计，是战略。计必须保密，而战略则无法保密。研究《水浒传》用计只着眼于战场作战，是很不全面的。战术，有集团作战战术，有单兵作战的个人战术。《水浒传》中在计策方面的创造，主要还是个人用计。高俅陷害林冲、张都监陷害武松、王婆为西门庆出谋划策，勾引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等等，都是一连串的阴谋诡计。正面人物方面，石秀捉奸、武松破案、何九叔吐血、武松大闹飞云浦、武松智戏孙二娘、柴进簪花入禁苑、花和尚大闹桃花村、李逵乔捉鬼、吴用智激林冲火并王伦、花荣射箭退众兵，至于吴用智取生辰纲，用计之妙，那就更不用说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不同就在于，《三国演义》只写大人物的用计斗智，而《水浒传》则表现了小人物的用计斗智，并且证明了小人物的用计斗智超过大人物的文韬武略。

大块吃肉：

凡读过《水浒传》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水浒传》中一提到吃肉，作者尽量避免写吃猪肉。第四十七回杨雄、石秀投奔梁山，山寨“杀牛宰马，且做喜庆筵席”。这儿只说“杀牛宰马”，不说“杀猪宰羊”。：马对于天天打仗的梁山来说是很宝贵的东西，怎么不杀猪羊而杀马呢？《水浒传》中也有几处提到猪肉，但避免吃。一次是鲁提辖要郑屠切肉，切的是猪肉。但那猪肉没吃，而是用来打郑屠的。还有一次是鲁智深倒拔垂柳后，众泼皮“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但没具体写吃。

《水浒传》为什么尽量避免吃猪肉？据猜测，第一，作者可能是个人。

第二，《水浒传》写吃喝是为了写人物性格。牛象征着有力气，而猪则象征着笨、蠢、无用。写大块吃牛肉，给人以豪迈的感觉；若是吃猪肉，则给人以饭桶、腻人的感觉。第三，《水浒传》其书萌芽于元代。元代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体，蒙古人主要是吃牛羊肉，蒙古人的牛肉筵确实跟汉族的猪肉筵不一样。

写梁山好汉那种豪饮大嚼自然应写牛肉筵。第四，牛肉作为下酒物，其色、香、味的确比猪肉强。这四条猜测，以第一条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