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一座古城，一篇游记——两千年中国企业史。

如果把本浩荡两千年的企业史书想象成一个活了两千年的人，使之成为她的人生经历，我脑海中不停涌现的是那首陈子昂的生命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果那个人恰好是个女性，每个朝代就像是她生育的孩子，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处世之道和生财之道，而他们一开始就设想威震天下，万代流芳。却也逃不过人是从无而来要归于无的宿命。抛开诗歌作者的创作背景，单纯去表达她的这一生，她是个命运多舛的弱女子，也是个荣辱盛衰的强女人。她懦弱过，她强大过。她贫穷过，她富有过。她任性过，她矜持过。她开放过，她保守过。她谦虚过，她自大过……她的左足系着明亮的进步，右足携着黑色的灾难，步步艰辛，步步惊心，迈向那个她根本不知道未来的未来。真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晓波写到: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如此坦诚相待，谦虚有度，给我们梳理了这浩浩荡荡的两千年商业史，虽是一段远去的古史，读来不觉陈味，反而弥久历新。能在茫茫书海中偶遇，真是一件美妙事。不管是什么历史，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尤其是那些平民百姓，为中国这栋高耸入云的大厦添砖加瓦，当然更让人记住的是它的设计师和管理者。就中国两千年来在商业上史能让我们记住的设计师和掌舵者诸如管仲、范蠡（陶朱公）、猗顿、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桑弘羊在世）、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王安石、沈万三、太监刘瑾（历史50个最富有的人之一）、晋商、徽商、广东十三行（世界首富伍秉鉴）等。有的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兢兢业业；有的为王天下呕心沥血，忧国忧民；有的为自己中饱私囊，盆满钵满。不是历史不健康，是人性可怕的欲望。

为商者，心中若无国家，再多的财富无非是压在身体上的一土而已。为政者，心中若无人民，再大的权力无非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而已。为学者，若心中无取舍，再多的知识无非是堆在脑海中的垃圾而已。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指尚书）”我们暂且把书名号去掉把书的含义泛化。就是读一本书全部相信并全盘接收了，还不如没有那本书。意在要我们学会跳出的作者的思维世界，独立思考，独立成文，不要见之信之，更不要见之否之。读晓波这样的中国古代商业史我是第一次接触，可以说没有批判和查证的元认知，其言也对，其言也错。但是作为商业史去了解而非研究，学习而非专研，补充而非进阶。这样的朴实史书，这样谦逊的作者，尽信也无妨，就算有朝一日你发现历史另有隐情，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拉扯下，终会在你的脑海刻下更深的印记。

我比较认可晓波对商业历史梳理观察的归纳，并在他基础上加工整理，形成对这段商业历史的学之初体验：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而这制度莫过于服务于专治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对于中国的各朝各代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种制度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而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足足两千年商业史的发展，为何与西方诸国造成如此大的差别，最终轮到别人提起枪炮轰炸才能让我们从自高自大的睡梦中清醒？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地理环境，意识形态和管理者的管理方法有关。大体可以总结为：

从国家层面，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从社会资本层面，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从其他层面，大多社会财团和财富代表者都是的共同结果，可以说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这时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一声令下，倾家荡产；一朝更替，重新再来。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它将周围列国都视为“藩属”，提供了一整套基础于农耕文明的文化准则和工商规范。当欧洲人进入到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的、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这种均衡一直到19世纪的中期才被彻底击破。

马嘎尔尼写道：“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当数以千计的帆船带着“狼人般的饥饿”（卡尔·马克思语）远航至此的时候，帝国的决策者仍然无动于衷，他们背过身去，拒绝一切的变化。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这一傲慢的回头，让后来的中华儿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去抬头。看到此处，无不扼腕叹息，走到今天如此高度丰富多彩的和平时代，我们虽然遭遇过痛苦曲折，但我们始终在世界发展中蓄势向前，强势向好。

从某种意义上，在本书所描述的两千多年中，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他部分以不同方式做出反应。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历史不容今人否认，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改写。它就是那座古城，我们只能沿着古道，踏寻往事悲欢，回味众朝起落。在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时候，讲得更真实，听得更入耳。

（番外篇——吐槽一下本书:源于历史的著述居然没有列参考文献，不该不该。微信读书平台的这本书居然没有原纸质书的图片和注释，不该不该。本想只给四星，但是此书的光芒足以照亮所有的缺陷，还是给五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