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唐浩明修订版（全集）》读后感4000字

转推：近百万字，上下班路上、午休间隙、周末家中断断续续看了近40个小时，最后意外的在飞机上读完了《曾国藩》全集一书。读至大半时，就想着一定要在看完之时总结一翻，以敬曾文正公百年前之行动与精神。到此，已无下一页可翻阅时，思绪万千，心绪难平，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又不知从何说起。想要评价一番，然话题太大，很难凭借阅览此书的“一面之缘”，乱下结语；又不甘一言不发，止于心头，郁于胸中，姑且放几句孤陋之词。

1.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在鸡鸣寺与广敷先生论定一生功名，与签押房内与后人理定“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立身之言后，曾国藩在黑雨滂沱中，孤独逝去。唐浩明先生此处特意未做后事的叙述，如功名之上，曾国藩死后被追赠太傅，谥号“文正”，摘得自宋以来文人为官之道的桂冠；教传之上，其爱徒李鸿章后亦位极人臣，权倾一时，被慈溪称为“再造玄黄之人”，又因各种的耻辱条约签订而谤满天下；家风之上，其子曾纪泽成为著名外交家，次子纪鸿成为著名数学家，而其后湘乡曾氏文化生命力旺盛，代有才人出；其后种种，皆可为曾氏之荣耀加持一番，却不曾被作者特意提及，想是可能因为“皮之不在，毛将焉附”。曾一生忠守的大清也将在不久后随之而去。大清都亡了，那为之苦撑的奋斗意义何在？忠君爱国的教养又报之于何处？于之而生的荣辱又价值几何呢？曾逝于公元1872年，其后大清国每况愈下，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海战，次年签订辛丑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灭亡。末世之时，欲力挽狂澜而不得，只留蹒跚悲怆背影。

想起开篇时曾国藩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感念范文正公之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后，他便历经从戎、平天平天国、灭捻军，多少次挑灯看剑，吹角连营，可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生用行动恪守儒家士大夫情怀，操守，只为忠君报国。三言两语，很难评定一代人物，何况其又多有盛名，谤亦随之。毛泽东称之为一代伟人，广敷先生称其禀赋拘谨怯弱，世人多称其为曾剃头。其实，虽多隔朝代，年代尚未久远，很难从一面一词而盖棺定论。梁任公说的好：“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作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必然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2.理学&儒家思想实用主义者

理学的称号自然错不了，曾国藩早年在京师为官时，便于困惑处向当时的理学唐鉴请教治学之道，除了从唐鉴处得了“静”之外，更是开始致力于学习钻研程朱理学，不但在学问一道，更是身体力行的践行，其用后半生践行着“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理学之言，更将之作为立身之言，传于后人。曾于理学一路，不仅深悟朱熹和王阳明的治学治心之道，更是于两者之上，从治世的实践中得到了更实用主义的理学思考，曾和幕僚曾讨论知行合一之理，曰朱子讲先知后行，阳明讲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于曾看来，知和行无论先后伯仲，知可行，行更知。可想而知，曾更愿意动态上升的方式看待知和行的关系，这有点抛开了古而有之的形而上学，暗和了后来由马克思提出，并发扬光大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和毛泽东后来书面化的实践论有着一致的内核——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知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无怪乎毛给了曾“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评价，除了湘楚的老乡先辈关系外，更可以理解为对认知、治世理念的认同所致。

理学之外，曾国藩自然也可称为一代大儒，虽然结尾处作者尝借众人之口，言曾于学问上原有条件有所为，可惜后来官场案牍劳形，无暇他顾。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文人相轻的言论。曾不仅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更是在多年治世中深悟很多为君为臣、修齐治平之儒家核心道理，成为实用主义的儒学实践者。将儒学与修身、学问、为官、治世贯通，真正悟通理解者也。实用主义是个外来词，由美国哲学家杜威体系化，实用主义是不同于追求原始的东西、抽象的绝对的原则和封闭的理论体系，或言腐朽的，教条主义化的遵从形式和理论，而是从影响实物本质的内核出发，去看最后的收获、效果和事实。于知行之道上，曾主张“从做中学”，“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种对知与行关系的深刻论述，也和曾国藩的知行实践相通，他能抛开儒学的腐朽、不实用之处，而从实践中悟得更深刻的“知”。作者也不止一次提及，曾国藩明后来的实践之法便是“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这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其适，弃其不适处的开阔思路正是实用主义的做法。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而在其多年的洋务事业中，曾也是思路开放，没有限于不愿崇洋媚外的窠臼，大胆师夷之长，建海防，修船舰，办新学，只求富国强兵之功效，实为实用主义的践行者。

3.求全责备，人无完人

人无完人。若细数曾国藩的错误和弱点也是不胜枚举，早年在韩非之法的影响下过于苛责，后用兵之时对手下的兵勇又疏于管教，导致遗患，因严守清律和婚配教条致使女儿无一幸福等等。但这些都是旁枝末节，在治世上曾的弱点主要有两个。

一曰，心力不足，不能强若山岗，独尊一心。非常之人，处非常之世，当用非常之手段，而暂时搁置非议妄言。曾从从兵事起，多次兵败自杀未遂，又多次因事物烦扰而心力憔悴，当然位尊一时，影响重大，凡事必然多有思虑。犹记得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多次提及“心的强大，才是真的强大 ” 。这是为朱元璋内心信念之强大坚定的一个证明，一个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乞丐，心力之强大，远超凡夫俗子。眼前壕沟尸堆山，跟前未有一随从，胸却自有兵士千百万，自信来自于自心。这种心力是曾所不具备的，也许这就是曾没有拥兵自立的原因。相较而言，单论心力，曾自是比不了单枪匹马多年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和后来历经各国耻辱之约，背负举世骂名的李鸿章，就连其九弟曾国荃，虽才学有所不足，但带兵打仗上也多有不管不顾的刚决之气质，胜其大哥一筹。从曾理学之师王阳明来看，“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曾在此一点是为一大弱点，虽不影响其功绩，只是弱有更强大之心力，必有更多可为。

二曰，恪守名节，用今人之言语就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这样虽符理学之要求，亦能见人格是高崇，但终究缺少了诸多非常之手段。之前看《走向共和》，李莲英教德公公用“名利”之法打动翁同龢，千金不要，几百两刊印了其父文集便打动了他，曾国藩也逃不开此窠臼。名利名利，世人往往只重“利”，而位极人臣的士大夫们则更重“名”，曾国藩便是此中极致者。这位第一汉臣，把持两江多年，只有二万白银藏家，“利”一字上自是清白，但过看重于此身之“名”，反而束缚了行动和手段，也因太过种名而在后来的华洋争端小事中折损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心。想李鸿章爱“名利”又不限于“名利”之道，于名节上多有亏损，但实多几分实用手段也。但人生在世，终有所信赖仰仗，曾国藩实文人风骨之表率也，也算自成一派。

这些苛责多有求全责备，吹毛求疵的问题，曾其一生优点太多，忠君爱国、识人信人、刻苦自律、不贪不色。在文武之道上，有思有为，而且从理学、儒学多有研究，并知行合一的践行着。实为难得。

4.“距离产生美”与“零距离的真实”

前几天在读《谈美》，阅朱自清如何详解“距离产生美”之理论。美是从艺术而论，因为距离导致一种朦胧，模糊的想象，甚至把很多不切实际得假象赋予它，就像深陷痴情而不得之人，往往把对方想象成完美天仙。因为有距离所以假象可以一直在，一旦真的接触了，了解了，就容易发现真实的，清晰的各种要面对的问题。从认知而论，距离不再是产生美，亦产生无知妄议之恶。人很容易隔岸观火，隔着时代，隔着文明来评论诸家，独放已之狂言，这个不够勇，那个不够智。人要更深刻得认知就要尝试消灭距离，只有在居其中，才能真切地知其中之苦之困之难。如天津教案一事中，李鸿章为老师喊冤：“天下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望。” 正如，天津教案上主战者全是局外之人，他们不负责任，徒尚意气，倘若让他们入局负责，也不会喊得那么起劲了。这就是距离所产生的无知妄议。

现代人信息渠道发达，工具多样，电脑里有千年以来的文字史料，案头可购置各种解读的书籍，往往觉得可以站在上帝视角上，评古论今。其实，这中间仍然隔着很大的距离，过于客观，过于局外，过于薄古厚今，所以很多评论中又多带着无知和妄议。而此书最大的特点是篇幅长，洋洋洒洒百万字，史料杜撰兼而有之，算是做了一次消灭读者与曾国藩之间的距离的尝试，让我从更近的距离，甚至站在居中来审视一切发生诸事，得以深感其中之不易、困惑、无奈和诸多限制下的行动。受益匪浅。

至此，也洋洋洒洒了数千字。从功名、学识、不足和认知的几个点上略作评论，算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同时也从这种总结中获得进一步的认知。然感天下大局，实时纷扰，限于三言两语之评价时难评说一代大家，且如梁任公语：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留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