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和路线图》读后感3500字

在成本可承受的范围内不断试错，是事业、人生、物种演化的通行之道。

选择一组成本可承受的改革创新举措

1992年来，最高领导人“国企重要、民企重要、外企重要”的说法从未改变。

说因为民企很有用，所以允许民企存在，这只是最低级的功利性“正名”。说民企作为一个自然的企业形态天生就有权存在，政府无权侵犯、消灭它，那才叫正名。

另外，说什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

较大范围侵犯民企产权经营权的事件

1、以不要民企“带血的煤”为名，山西煤矿国有化运动。

2、重庆打黑中的黑打问题。康师傅时期司法侵占民营企业产权问题。

3、以调结构为名，强令驱赶、关停合法合规企业问题。

4、以环保为名，强令驱赶、关停企业问题。即使企业排放完全符合法律规范也不能幸免。

5、土地拍卖后，房产临出售前，开发商临时被要求限价售出房产。

外资企业也同样很难和国企抢地盘。跨国巨头以为中国市场水草丰美，可以进来饱餐，最后也只能当被剪毛的羊。很多巨头最终发现他们是以一己之力对抗国家意志，在中国市场只能败给国企，因而这些巨头不再推动中美、中欧深化贸易合作。

一个私人企业要与国有企业竞争地盘谈何容易，更何况还需要面对政府主管部门的刁难与审批，可能还牵涉不止一个部门来审批你。

所谓重组基层，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编户齐民，即将从属于大家族、大宗族中的个体打散，使民众成为离散的原子，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直接为国家所用，而无需以乡绅、宗族、教会为中介。这极大增强了国家机器的力量，也极大扩张了国家机器的权力，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对权力的制约力量。抗美援朝靠的是编户齐民的力量，纹割、强制计生之所以能在中国实行也编户齐民也是其基础。民众根本上是希望归属于小团体的，因而传统宗族、宗教被打散后，北方，尤其是西北民众归依原教旨的，因为他们并不希望直面国家机器。

杜润生仍然肯定土地改革，认为这一运动完成了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对于一个向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大”。

超级动员能力也就是超级强大、丝毫不受民间社会制约的公权力。无论是英明的还是荒唐的决策都能得到严格执行。

这种超级的动员能力已经埋下了后来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根苗。

必然性根植于打散一切社会组织与宗族，使个人原子化的那一刻。

“有人以为大跃进是偶然的，那并不对

这是市场最大的软肋，它不会为自己辨护。毕竟市场不会说话，因而决策者可以贪市场之功为己，诿计划之过于市场。

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

任何理念，一旦有政治正确加持，拥有大义的名份，除非已经导致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否则不可能得到纠正。欧美白左圣母婊在难民、、黑墨绿的立场是最新例证。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

承认理性有限，承认水平不够，但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不断尝试，勇于推进。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改革者的自作聪明，而是谦卑、克制却又极具勇气和担当。

试点法改革，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犯错误是难免的。因为是试点，波及范围小，可控，代价也不会大。

我国军警公教医卫等财政供养人员占人口比率明显远低于同层次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基层公职人员相对其它国家而言明显更为精干敬业。我国的问题主要是公权力权责不明、约束不清、权力过大过任性、对市场和企业干预过多过槛。
“财政供养人员
我国现役军人约210万。
公务员800多万。其中警察两百多万，法院35万，检察院20多万，税务局80多万，城管40多万。
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其中教师1600多万，医护卫生工作1000多万。
另有无编制协警约100万、税务员10万、城管协管近40万。监狱在押犯约160万。全国691510个行政村村干部约300多万。
截至2017年12月底，领取养老金待遇的共计2.7亿人，人均月领取1085元。
其中， 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02亿人，比上年末增加2269万人 ，在领取养老待遇的，包括一千多万退休行政事业单位干部，有大约1.14亿人，月人均养老金约2400元。
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5.1255亿人，其中，领取待遇人数1.5598亿人，月人均养老金125元。”

有效分权的含义有三点：一是在政府内部划分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合理界定各级各类政府机构的权力性质，正确区分政策性机构与执行性机构的不同职能，合理削减政府权力；二是权力下放，尽量把上一级政府的权力向更贴近服务对象的下一级政府下放，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减少行政审批的程序、环节和事项；三是权力转移，即政府权力向社会、企业甚至个人转移，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形成“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的现代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真正使政府职能转变落到实处。r
总之，与2008年启动的“大部制”改革目标相一致，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还是转变政府职能。而要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实现转变政府职能这一目的，就必须深化政府内部权力配置改革，形成行政体制内部的三权分立结构，形成合理的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实现有效分权。

“说起老龄化，中国人往往显示出迷之自信。
譬如如果谈日本，那么很多中国人会认为由于日本的老龄化，又拒绝外来移民，那么其未来如果不采取措施，注定毫无希望，财政就会崩溃；
如果谈法国，那么很多中国人会认为由于法国本土人的老龄化，再加上移民的涌入，那么法国未来不采取措施，将会化；
如果谈俄罗斯，那么很多中国人会认为由于俄罗斯民族老龄化，再加上族裔人口快速扩张，未来俄罗斯边疆再次解体很有可能；
但是如果谈中国，这些中国人的口吻就会完全不同。
这些中国人会认为中国的老龄化不会带来什么大问题，因为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伟大的文化传统和优秀的民族性格，还有人工智能，总之中国人是特殊的，可以避免老龄化问题。不过，19世纪晚期的法国人也曾认为自动化会带来工人人数的减少，所以不鼓励生育，结果法国经济和国力陷入衰败而不能自拔。
事实上，老龄化在中国不仅仅会带来泰国式、日本式的经济萎缩和财政灾难，也会在边疆地区带来更为强劲的分离倾向。在今天的东北、西域，年轻人口锐减带来的财政和安全问题已经凸显，并显示出刻不容缓、不容回避且日趋沉重的真正压力。
现实告诉我，中国并不例外，而且这只是开始。
面对老龄化，很多中国人，就像很多第一次参与股市却自信十足的普通人一样，他们不是认为自己最聪明，就是认为是最幸运。热衷幻想和迷之自信，总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万中无一的特殊个体，总愿意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带着光环的小说主角，认为我们的国家可以避免泰国、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的宿命。
这实际上是人的通病，谁都不能避免，并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毕竟，德国巅峰时期，马克斯韦伯认为德意志民族优越无敌，天赋幸运；日本巅峰时期，石原慎太郎也曾因鼓吹日本例外论变成日本舆论的宠儿。当然，他们最终都在历史的规律面前被碾成碎片。
所以，有空多审视一下老龄化的泰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命运，从中尽可能吸取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因为那就是中国的未来。”（王陶陶）

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中国的人口老化会出现如下特点：一是速度快，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增长到25％，中国仅仅用了28年，美国用了130年，英国是110年，意大利是70年，德国是75年，法国是90年，俄罗斯是80年；尽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属于人口老化速度比较快的，但中国大陆的老化速度还要快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且远远快于西方发达国家。二是尽管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我们的人口老化仍旧是在生活水平较低、养老和医疗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健全的环境中出现的。在人口老化速度也较快的东亚邻国如日本和韩国，当其达到中国现在的老龄化程度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是我们的一倍至两倍。三是巨大的家庭风险与负担，2005年城市中35～44岁的妇女中，一孩与无孩的比例非常高，这些人现在已经超过40岁，很难再生育了。全国70％的城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抚养比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家庭的问题。

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同样要尽量不管和少管。

自利性假设加上信息不对称，这也正是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对于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该管得越少越好，要相信市场，依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