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电影《芳华》原著）》读后感3500字

         再读《芳华》（四）

林丁丁

林丁丁在现实中或许是被读者骂得最多、骂得最狠的一个人——活脱脱的“心机婊”，年纪轻轻，心机手段却相当老练，把包括刘锋、摄影干事和医生在内的几个大男人玩得团团转。她和小曼妈妈同属一类人——既漂亮又俗气的上海女人。“像所有可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溜”。

林丁丁有着自身优势，长得漂亮，又会装嗲撒娇，谁见都犹怜。外表看似柔弱如林黛玉，内在却老道似王熙凤。她懂得装傻扮萌、懂得利用自身优势为自己博好处。如果说郝淑雯是直来直往、霸道的人，那林丁丁则是市侩且会耍小聪明的人。

历来聪明者总会被聪明误，林丁丁和大多数文工团女兵一样做着成为首长家儿媳的梦，想通过一朝“鲤鱼跳龙门”跻身进特权阶层。可是，她只知道成为首长儿媳的风光，却不知道成为首长儿媳的辛酸。嫁入军长家，她原有的优势和积累，只够作为她进入首长家的敲门砖，而不足以支撑她在王军长家的环境中生存。她做了尝试，但未能坚持。于是，原来旧红楼里的大众女神，成了王家人眼里不学无术的小女人，落个被清扫出门的结果。嫁出国门，却又嫁了个抠门的潮州老板，吃足了三年的苦。最后，反而是到老来，才放下心中执念，活出真性情来。这对她也算是个圆满吧。

林丁丁也是我们人性的一面，她看似得意者，其实也是被“有着不可告人用心”时代所坑害的人，那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适合何小曼，但却适合她。

对严歌苓笔下的、萧惠子口中的林丁丁，我总隐约感觉出一些异样来——为何总是她？她像是作者有意“祭出”的“挡箭牌”——作者让她带头厌恶何小曼；让她善于装病；让她懂得装纯；让她一脚踏三船——周旋于摄影干事、医生和刘锋之间，心安理得享受三个男人对她的好；让她间接造成刘锋被害……让她把“坏事”都做了。这是真实，还是编造？我们不得而知。

萧惠子

《芳华》里面，隐藏最深的，当属萧惠子。严歌苓说萧穗子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表述出的所有反思和忏悔，跟她本人的真实感情紧紧关联。但是，整个故事中，除了隐晦地提及在刘锋帮她翻身前，因与少俊纸上谈爱而被出卖受批斗后想自杀的那个事件外，在其余的故事事件中，她就像位冷漠的旁观者，或是说她压根就如不存在一般。

萧惠子向郝淑雯解释说在批斗刘锋时候她没参与，因为她不够资格，但郝淑雯却记得她发了言。虽然她提及“我们”对刘锋白眼，对何小曼厌恶、歧视。但是，带头厌恶何小曼的是林丁丁，带头为难何小曼的是郝淑雯。用实际行动歧视何小曼的，是朱克。不是“我”，“我”只是旁观者，只是讲述者。

可是真若如此，那为何那个渴望别人接纳的何小曼，会把“我”也归在集体内呢？

有位叫杨樾的人这样说：“严歌苓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情绪应该就是很复杂的，不同于其他作品，芳华更像是严歌苓的自传，文工团生活必然是给了她的人生极为深刻的印记，虽然我一直很喜欢严歌苓的书，但记录自己的人生，必然是对真实进行了大量的修饰，对她讳莫如深的东西欲言又止，她在文工团里遭遇过什么，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了，她讲出来的看似回忆的东西，其实都是被她扭曲粉饰的，所以很多人看了片子觉得怪怪的，我倒是能理解严歌苓这种心态，当一个人又想倾诉，又想在倾诉中装逼，还要在倾诉中保护自己的时候，记忆就会偏，最后自己都不记得真相了。”

萧惠子坦言“过去那些人和事，重复地谈，重复地笑，谈多了，故事都走了样”。

并说“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面，跟着一块儿活，一块儿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

于是，“我写下的有关她的故事，只能凭想象，只能靠我天生爱编撰故事的习性；我有个对事实不老实记忆的脑子，要我怎么办？只能编。”

真的不记得了吗？真的是因为重复谈多了而导致故事走样了吗？记忆自个会变样吗？“我”天生爱编撰吗？“我”的脑子对事实不老实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或许这些只是借口。

什么借口？

不愿意去回忆往事的借口。事实并未变，它还好好地保存在“我”大脑的记忆库里，只不过，“我”想选择性地遗忘掉它，不愿意去记起。

为什么？

或许是那时“我”正值芳华，却懵懵懂懂做了让“我”内心难以原谅“我”自己的事情来。“我”想忏悔，但却又害怕透露出的东西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我”只能借她人（林丁丁、郝淑雯）来告解。

如上仅是猜测，之所以这样猜测，源于文中一段值得玩味的独白——“没人觉得小曼危险，而我，让他们感到作为对手，有一种神秘的危险”。

为什么“我”会被认为与小曼不同？为什么“我”会让“他们”当成对手？为什么“我”会让“他们”认为危险？

“我”曾经也同小曼一样被看成异类孤立过——“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捎来的东西。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们把整勺麦乳精胡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蜜饯果脯拌在稀粥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于巧克力怎么被她们享用的，我们从来看不见的，我们只配瞥一眼门后垃圾筐里渐渐缤纷起来的彩色锡箔糖纸。我们还配什么呢……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有时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

但是，与小曼不同的是，“我”爸了，他由被人讲坏话重获了讲别人坏话的权力，并在北京混入了竟是特殊人物的阶层。于是乎，“我”获得翻身的机会，获得从“贫民”变成“大土豪”的机会——“我”具备了成为“他们”中一员的硬件条件——有了后台靠山。但，具备条件与成为，那是两码子事，还需要“临门一脚”。

哪一脚？或许是纳“投名状”吧。

想成为集体中的一员，你得先表明你的“纯洁”和你的“忠心”——你心底存在“那点阴暗”，你有“我们小小的和下流”。如何表明？纳“投名状”。

具体如何纳“投名状”，我们同样不得而知，或许这仅是我不怀好意地揣测。但假若是真，这“投名状”，我想，绝对不是一件让萧惠子觉得容易的事情来——作为曾被欺负过的弱者，在重获欺负人权力后，再去欺负曾同被欺负的人，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相较于小曼妈的变形，小曼的变形，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变形呢？

东野奎吾有部《恶意》的小说，讲的是源于一起校园欺凌事件的案件。案件的凶手野野口修，曾是被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但他为了保护自己，加入施暴者团伙，成为施暴者的帮凶，并对曾经同样遭受欺凌者做出迫害。只是，他施暴，并不是因为喜欢、因为乐趣，而是为求自保，为避免成为欺凌对象。所以，当被迫作为帮凶，成为一场暴行的共犯后，身上的罪恶感和自我厌恶，连获知真相的局外人都觉得难受。后来，他为了掩饰曾经的罪恶，杀人，编造故事，把自己编造成一位可怜的受害者。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野野口修碰上了柯南附身的加贺恭一郎，结果，谎言被戳破。

不知萧惠子是否就是《芳华》里的野野口修。如果是，那么，那位揭开真相的加贺恭一郎呢？

PS:

“人性”这个概念太大，我讲不清楚。不过，在读《芳华》过程，总觉得，里面的“人性”有多重：旧红楼集体的“人性”、何小曼家的“人性”、刘锋的“人性”、惠雅玲的“人性”和故事终末郝淑雯、林丁丁回归的“人性”。它们都是真实的，是“人性”在人这载体上的不同展现。

最后留个问题：究竟是环境使人变形，还是人性本就如此——在某些环境下，它被束缚，而在某些环境土壤中它又挣脱了封束？假如不是在文革的年月里，而是在今天，何小曼一家，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