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读后感3500字

一、“于连”

他有一个作木匠的爹和两个作木匠的哥哥，全都生得身强体壮五大三粗，唯独于连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瘦小青年”，眉清目秀，天性聪慧，喜欢阅读和沉思。这样一种性情上的差异，使得他饱受家庭的虐待：

家里人都看不起他，他也恨父亲和两个哥哥；

因此，故事刚才开场，于连就被老爹揍了一顿：

于连不专心照看机器的运转，却在埋头读书。老索莱尔对此最为反感，他可以原谅于连身材瘦削，跟他的两个哥哥不一样，不适合干力气活儿，但他不能容忍于连的这种读书癖，因为他自己不识字……猛的一掌，把于连拿着的书打落到河里，接着又是猛的一掌打在于连的头上

于连与整个家族格格不入，作者并没有花笔墨介绍其原因，其实，这样一个角色在逻辑上的合理性根本不必要深究——说到底，于连在《红与黑》当中的故事，只是司汤达的一场思想实验：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因此，为了进行这场实验，作者便创造了这么一个非常规的“青年野心家”的角色，敏感而聪慧，柔弱而沉静。又因为这样一个性格特点，使得读者在开篇当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于连与其干木匠活的原生家庭格格不入，因而常常挨揍。

主人公的基本角色构造其实已经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当于连与家族格格不入的时候，其实作者在暗示：于连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正因为自我的天性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所以于连才能够拥有足够的心理动力，老早便树立了飞黄腾达的坚定信念：

谁能猜得到，他脸色如此苍白，如此温柔，一副女孩儿的容貌，心里竟藏着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呢！对于连来说，飞黄腾达首先就是离开维里埃，他恨透了他的家乡。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使他的想象力冻住了。（23页）

其实，正是因为于连是这样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个体，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所以，他才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份由社会的所颁发的奖状：“成功”——以此来证明自己，并逼迫社会用一种俯首称臣的态度接纳自己。

二、时代的文化加工品：“红”与“黑”

《红与黑》副标题“1830纪事”，于连所生活的时代乃是“法国（1830）七月革命”前夕：一个秩序变革，政局更替的时代。历史上的书评，对于“红”和“黑”的象征解释也比较统一：“红”象征新时代的革命力量，以拿破仑为代表（拿破仑的军服为红色）；“黑”象征旧时代的守旧势力，以僧侣的黑色制服为代表。正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政局被红与黑两股势力所把持着，而在于连的青少年教育过程当中，这两股势力的代言人则分别是“老外科军医”和“谢朗神甫”。在前者的故事当中，于连崇拜拿破仑的伟业；而通过后者的教育，于连则由于其天生的聪慧很快便将教文化烂熟于心。

红与黑，是于连的追求成功的两条社会捷径，也是社会上的两股对抗势力，因此，当其通过文化内化到于连的内心以后，他便不得不长时间地处于内在的冲突当中：

“拿破仑名扬天下之日，正是法国害怕受到侵犯之时；战功不仅必要，而且时髦。可如今一些四十岁的教士就有十万法郎的年奉，相当拿破仑的那些著名将领收入的三倍

新时代的“红”，在于连心中所打造了一个扮演英雄、承担虚荣的社会标准，成为了他驰聘情场的道标；

旧时代的“黑”，在于连心中所打造了一个虚伪、做作和利己的社会标准，成为了他混迹宗教界和军政界的导航。

红与黑的社会冲突加之与主人公的身上以后，便成为了“三角冲突”。

在情感上，于连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风月老手”，是充满荣誉的将军，是战无不胜的骑兵，这样的一个军人式的理想形象（红）其实与于连的本性相违，因此，在与德·莱纳夫人的情感生活当中，于连常常弄巧成拙。用司汤达的话说，那便是：

唉，这就是一种过度的文明造成的不幸！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只要受过教育，其心灵便与顺乎自然相距千里，而没有顺乎自然，爱情就常常是一种令人厌烦的责任罢了（72页）：

为了成为心目中的拿破仑，尽责地扮演一个“惯于引起女人注目的男人的角色”，在于连的情感生活中，作者评论道：

然而，在那最温柔的时刻，他却成了一个种奇怪的骄傲的牺牲品，他竟还想扮演一个风月老手的角色。他竭尽全力破坏自己的可爱之处，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不去注意他激起的狂喜，也不去注意使狂喜变得更加强烈的悔恨，反而始终让责任的观念在眼前出现。他害怕一旦离开他打算效法的理想模式，他就会陷入痛苦的悔恨之中，成为永远的笑柄。一句话，使于连出类拔萃的那种东西恰恰使他不能享受就在他脚下的幸福。譬如一个十六岁的少女，面目本来娇艳可人，却愚蠢地搽上了胭脂（79页）。

在某些时刻，于连也能体会到，丢掉伪饰的人格，做一个真诚的人是多么愉快，但是，作者也很快指出，于连恰恰“缺的是敢于真诚”：

新生活的最初几天，从未爱过也从未被爱过的于连觉得做个真诚的人是那么甜蜜愉快，差点儿向德·莱纳夫人坦白他的野心，这野心迄今为止一直是他生活的本质（84页）。

为了在情场上获得胜利，在社会上赢取奖章，来到神学院以后，混迹宗教界（黑）的于连继续掩饰和隐藏自我，试图让自己和其他人打成一堆，然而由于其天生的敏感和细腻，使得他永远无法与其他僧侣混到一块去。

正如作者在全书对于连所作出的多次评论：

他没有一个不失去一分钟、一个机会的律师所具有的那种机灵、狡猾的才能。

他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好教士，成不了一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像这样容易激动的心灵顶多适于产生艺术家（174页）。

正是在这样一个与自身天性背道而驰的生活当中，在神学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于连的努力只换来了只有排挤和冷漠。相反，倒是当他不再伪装自己以后，大谈世俗文学，反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赏识，然而打开了去往首都巴黎从政的捷径。

三、幸福的少数人

“献给幸福的少数人”，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作者的眼中：大多数人都是不幸的。

人之为人，与动物有别，乃在于除了吃喝拉撒交配繁殖生老病死这一动物性的宿命之外，人还必须为之建立一个答案。动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答案；然而，倘若丧失了答案，人便只能选择自我毁灭。

围绕着对这个答案的追问和解答，且不论其中的差别和高下，便成为了人为自己所打造的精神框架和社会系统：文明。

每个时代的文明都有自己的颜色，在法国的19世纪初，司汤达将之描绘为红与黑：作为新旧两个时代的价值象征，它们分别为人生的“成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只是，这两个答案都与主人公于连的天性格格不入：他既不能成为一个干练的行政官员，也不能成为一个死板的教士。《红与黑》的整个故事所描绘出来的情景，便仿佛是将一个圆形的玻璃球放进了一个装满了玻璃方块的瓶子里；便好像是将一只麋鹿扔进了一个充满老虎和豹子的丛林——他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

于连所象征的，不是19世纪批评现实主义的“青年野心家”（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更为典型），而是历史上少数与人类的过度文明产生矛盾的个体。

与文明保持矛盾，乃是主体保持天性的必然代价，他不得不长期地与社会和文化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张力。因此，这样一种保持天性的幸福，必定只能是“少数人”的志业。

而这样的一种反抗过度文明的志业，便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和憧憬，在《红与黑》这场思想实验的结局里，于连最终放弃了由过度文明所带来的虚伪的生活，放弃了野心家的大好前程（无为），自愿认罪受死。

于连的“罪”，不是在政治生活当中与人同流合污——而是甘愿放弃自我，任由自我的生活受时代和社会的支配，任由天性受文化戕害。

因此，最后认罪死掉的，其实只是于连的肉体和他这个角色。

而真正活下来的，乃是于连的灵魂，乃是“幸福的少数人”——乃是那些能够在社会生活当中保持天性，顺其自然的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