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讲义》读后感4000字

近日拜读了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虽然繁体字读起来有些不便，加上诸多的史料让人不免觉得有些沉闷，导致读时常常若有所得，过后却又忘记，所以这个读书笔记写的自是凌乱不堪。但是读罢此书确实深感收获不小，当笔记之。

本书伊始，作者为读者讲解了明史在史学上的重要位置及《明史》的体例问题，并附上了非常详细的明代系统表，使我们对明代皇位继承的情况一览无遗且又一目了然。然后分别以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为题各立章节，将整个明朝的历史分段向我们展示。而每一章的标题都是该段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对这每一个历史事件，作者看似简单的叙述后面辅以大量真实的历史史料，对史事的考订亦深刻、精辟。读后让我们茅塞顿开，大叹其乃学明史之必读经典。

也许是前段时间一直受《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在读《明史讲义》时，我更加关注讲万历皇帝之第五章——万历之荒怠。本文就这一点略陈拙见。

一、 冲幼时期——曾怀抱负无处施展

万历9岁登基，是靠大学士张居正一手辅佐的，自然，他打小就被泡在儒学的“蜜罐”中，四书、五经成了他的主课；当 然他也知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道理，诏内外官各举将才，一时间军事颇为振作。张居正为首辅之后，具见一时相业，即万历初之所以强盛也。

撇开“皇帝”这一称号，作为一个孩童，他的童年是无味且枯燥的，唯一让他感兴趣的书法课也在他十岁那年因“笔力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被告知不用再在这上面花时间了。无可奈何，但是他却必须适应这种生活——就只因为他是皇帝！

自秦始皇创立“皇帝”这一称号以来，无数无形的枷锁被强加在了这个凡人之躯却被视作上天化身的“人”的身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一有偏差或一有人们认为不妥的地方，便有雪片般的奏疏纷至沓来。

从常人的角度来看，朱翊钧是走上了一个他所不爱的岗位，从事着他所不愿从事的事业。每天枯燥无味的经史已经够他受的了，连他唯一有一点兴趣的书法课都要停，更别说嬉戏玩闹，张先生会把引导他玩闹的太监处以重罪，他想做一件他喜欢做的事情都不可以。这种事情放在常人身上，都会恼火，更何况他是皇帝。但是，受了当时朝局的影响、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受了他年龄幼小的影响，他无法去颠覆这一现状，只能机械地做着诸如将内阁大臣的票拟描红、以端庄的姿态出现在各种礼仪场合、每天熟读经史……这一系列他所不愿做的事情。而这一状况的延续将会导致他的满腔抱负无处施展，看似“万人之上”实际上他所行使的权利却受到了几多方面的钳制，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得不相信他其实是紫禁城众多“囚徒”中的一名。

二、 醉梦时期——看似慵懒实则睿智

“万历间言官封奏，抗直之声满天下。实则不达御前，矫激以取名者，于执政列卿诋毁无所不至，而并不得祸，徒腾布于听闻之间，使被论者愧愤求去，而无真是非可言，此醉梦之局所由成也。”

万历年间有大理评事雒于仁疏上风色财气四箴，直攻帝失。雒于仁做官多年却只见过皇帝三次，且又总是听说皇帝圣体不适、一切传免，很多礼仪甚至政事都“遣官代行”，于是便有“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并以万历帝的好酒食、恋郑妃、掠民财、怒直臣等事一一对之。

另有礼部主事上言：“笔下连日以疾免朝，享庙遣官恭代。”还有，万历十七年正月乙酉朔日食，免元旦朝贺。嗣后每元旦皆不视朝。三月，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

朱翊钧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而求去官者亦无得请之路。由此可见，他确实为一个慵懒的皇帝，但是，我们如果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便能分析出个中缘由。

明朝的中央权利机构与以往朝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自此基本结束。另一方面，文官制度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所有的中央权利的争夺主体变成了皇帝与庞大的文官集团。皇帝，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文官集团，很多人，个体的权利并不是很大。一般情况下，这庞大的文官集团内部是不可能永远团结的，其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矛盾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小团体。但是，在皇帝的决策触动了自己的利益时，这些文官就会“团结起来”与皇权作斗争。

那么，满怀抱负的万历皇帝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他的决策没有危害到文官集团的利益，那么文官集团的内部矛盾就会凸显，其内部的各个小团体就会派别林立、互相倾轧、斗争频繁，最终皇帝的政令也无法顺利下达更别说有效落实；又假设皇帝的决策威胁到文官集团的利益时，他们又会“团结一致”，拿出王牌——道德伦理、前车之鉴、本朝成例，来教育、引导、压制皇帝，这样皇帝的政令依然无法诉诸于实践。

“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惟徐阶之倾严嵩，则为世之所美。而居正德得志以后，则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其受报亦至酷，遂为万历初期政局之纲领。”

也许朱翊钧看懂了这其中的逻辑，所以便逐渐丧失了初临朝时的那股热情，渐渐变得“慵懒”起来。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讲，他还是睿智的，他看透了当时的体制。作为皇帝的他当然可以杀掉其中几个带头的文臣，以儆效尤，但是又有什么用呢？几个文臣死了，还会有更多的文臣前赴后继，如飞蛾扑火般上疏甚至死谏，因为他么相信他们身后的那张王牌——儒家道德体系。只要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那么皇帝就无法再坚持己见了。

三、 决裂时期——优柔处事以示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朱翊钧在历史上并未留下什么好名声。怠政廿年的劣迹足以使善忘的人们记不起他也曾年少有为、他也想励精图治、他也愿名垂青史，但是当他看清了整个局势以后，他无能为力，只能选择用优柔的方法来处理各种事务，终了，落得个“怠政”的罪名。

万历从小就受张居正等人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他被教导要“敬天法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懂得“三纲五常”，还要遵守祖宗之法不得坏之。作为孩子的他居于深宫，哪知社会的复杂万象，他所看到的都是在儒家纲常道德下建构起来的美好。但是当他长大后，所经历的第一件大事变让他身心疲惫、备受打击。原来他所敬重的老师张先生并非那么完美，他也结党营私、奢侈腐化，而这些事情却在老师死后才得以揭发。“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他最最信赖、崇拜的人竟然欺骗了他这么多年，那么可想而知，他被整个文官集团欺骗了多久？想到这里，他也许真的心灰意冷，对文官集团不再信任，也无意作百官的表率，于是慢慢开始怠工，以此来消极抵抗。

让朱翊钧正式怠政、与文官集团决裂的事情是立储之事。皇位继承问题历来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这个问题而引发的动乱，仅在明朝就有两次：一是建文年间的“靖难之役”，一是因土木堡之变而导致朱祁钰代政直至后来的朱祁镇夺门。这一事件我觉得可以看成是皇帝作为一个自然人和他所占据的皇位所需履行的义务之间的冲突：皇帝是一个有些有肉、有情感有欲望的人，皇位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皇位要求的是一具抽离了个性与情感的、会循规蹈矩地参加各种礼仪、遵守圣人教诲的道德“机器”。而皇帝是一个有人欲的真实个体。

从个人情感上考虑，万历帝希望立皇三子常洵，但从伦理道德、社稷稳定上考虑，又该立长子常洛。无数的奏折上书和无休止的争辩让他再次觉得自己这个皇帝不自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却受制于廷臣。回想起张居正身前身后的对比，他必然会对文官集团产生厌恶，曾今心怀儒家治国理想、循规蹈矩遵守礼仪，怎奈人事变迁让他心灰意懒，总想挣脱“皇位”这个道德的牌位，从让人窒息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于是乎，他便开始了长大几十年的“”，称病不出来，回避文官们在立储问题上对他的再度纠缠和施加压力。但是，到最后他都没有为他心爱的儿子挣得半点权利，他奢望以皇权来换取父爱、自由，却没想到最后还是屈服。其实，万历皇帝并非屈服于廷臣，而是屈服于当时的那种儒家道德构建出来的体制。经过洪武皇帝开过后200多年的几代人的统治，道德伦理已经成了评判事情的基本标准。而且，明朝后期的道德发展成了畸形，这一套道德体制建立以后不再受人们的控制反而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且皇帝着实是这整套制度当中的最受压抑和控制的角色。件件事情的不能决断，使朱翊钧终于不能忍受，他优柔地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于细节之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读。我认为，《明史讲义》中引用了很多真实的史料（所以我觉得第一手资料虽然读来乏味，但却可以让我们发现很多微妙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看见：朱翊钧其实并不像大家传论的那样昏庸荒淫，他也曾励精图治。他是皇权的代表，但却只是“活着的祖宗”，在当时的道德体制下，他发现他的权力被架空，虽然贵为“九五之尊”、坐拥四海，但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意愿。他在这种纷繁复杂的争辩中终于殚精竭虑，从踌躇满志变得懒散懈怠。这不仅仅是他朱翊钧作为一个皇帝的悲剧，更是一种制度、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

读罢全书，回顾明朝失败的种种原因，确实能给人以深重的启迪：帝国的运转和维系由于过于依赖道德训诫和中国人所惯用的人情世故的标准去揣测周旋，因而不断地在内耗中损失掉了再生的能量。所以，当今的社会只有把道德置于完善的法律和社会制度化的轨道中，才能避免帝国衰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