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读后感4000字

对群体心理的分析而言，勒庞有极强的预见性与反思性，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苏联主义”也和勒庞的预言不谋而合——苏联主义的许诺不像宗教一样寄托在下辈子，当它得到实现时就会让人失望、难以发展，毕竟人间不可能是完美的。

《乌合之众》中独到的见解很多，很有见地。可能由于并非学术论文，《乌合之众》逻辑推演过于简略，论证不足。其中部分观点，如国家命运取决于民族性格，与制度无关，并不符合东西德、南北朝鲜的实际情况。

群体需要有领袖或上帝引领他们，群体化的过程伴随着孤立少数群体、仪式化的集体标志与简单口号与理想的重复化，在这一过程中，反对者作为异端被驱逐与排除，政治正确得以压倒一切，集体得以建立。只要外部条件许可，所有具有绝对真理的宗教、主义总是越来越原教旨化，越来越极端化。

勒庞深刻揭示了脱离学生将来经营生产生活实际的教育对学生对社会对政府的巨大危害。他们获得学历后的唯一出路是竞争为数不多的公职。成功取得公职的颛顼无能、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未被选中的既缺乏技术，也无法胜任企业管理职位，便极易心怀怨恨，成为了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随时会成为暴动的一分子。

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的某一天，出生于1968年的陈光标，发了一条微博，说他童年的那个时代，“虽然贫困，然而人人平等；虽然生活艰难，然而每天快乐；虽然物质短缺，然而精神富有”。

微博的最后，他俗套而有力地说：我们当永远缅怀，因为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个“缅怀”，是某个群体关于那个时代的经典表述：承认贫困和艰难，但这个承认，不过是为突出它的“平等”、“快乐”和“精神富有”等闪光点而服务。

如今，陈光标也旗帜鲜明地加入到这个群体，表明他已经精神分裂。

说他精神分裂的证据，十分充足。

此前，他发过这样一条微博：标哥出生的老房子还在，那里有我们家悲痛的记忆，一间茅草房一家几口人住，哥哥姐姐饿死在这里。

他自己出生于1968年，所以他的哥哥姐姐，应该是饿死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

对于哥哥姐姐的“饿死”，他说是“悲痛的记忆”，可一回头，他就说“虽然生活艰难，然而每天快乐”了。

这分明是在扯蛋。

不用拿就发生在他身边的悲剧做依据，以常理推测，一个灾害频仍——先不去管是自然灾害还是非自然灾害——的时代，一个连人都饿死的时代，一个法制缺失人与人之间互相批斗互相伤害成风的时代，是不可能“每天快乐”的，除非他们一家是住在世外桃源。

然而他回忆里的那间“老房子”，显然不是。

因此只能说他精神分裂：一边因为亲人饿死而痛不欲生，一边感到很快乐。

说那个时代“平等”和“精神富有”，一样是精神分裂。

“平等”的说法，是所有关于那个时代的评价中最迷惑人、最有说服力的一个。

然而第一，就算“平等”的说法属实，那也是“平等的贫穷”和“贫穷的平等”：古今中外，凡是贫穷的，基本都是平等的，比如在委内瑞拉，喜欢土耳其顶级牛排的马杜罗等核心圈子之外的民众，就是平等地食不裹腹，平等地流离失所。

这种平等，显然既不值得向往，也不值得缅怀，因为它是廉价的，是唾手可得的：返回贫穷就可以了。

一个廉价的且以苦难为代价的“美德”，就算是真的，又何美之有？

第二，这个“平等”要成立，还必须以对金字塔尖的那个特殊阶层视而不见为前提。

所以说，所谓“平等”，就是个想像，它不过是对今天的贫富悬殊的一种不满映射。

“精神富有”云云，要成立，则只能把读书只能读语录，喝歌只能唱红歌，看戏只能看样板戏，跳舞只能跳忠字舞这种贫乏，定义为“富有”。

其实用不着一条条批驳，那个时代究竟如何，就算亲历者惨痛的活生生记忆全都不算数，权威文件所作出的认定，陈光标也推翻不得。

所以，只要精神正常，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虚构它的美好然后赞颂。

陈光标当然不是真的精神分裂，相反，他比谁都正常，因为这个“分裂”，不过是他精心构思的表演。

他缅怀的那个时代，虽然结束已经40余年了，但催生它的“宁左勿右”病毒，依然健壮地活着：尽管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左”的祸国殃民，尽管权威文件对“左”的否定还未被推翻，但“左”依然是忠诚的象征，越左就越忠诚。

而越忠诚，就越安全。

陈光标就是洞悉到了这一点，为着安全计，不惜踩在饿死的哥哥姐姐的尸身上，唱出颂歌。

假如以悲天悯人的上帝视角来看陈光标，其实他也是条可怜虫：如果不是因为感到了危险，也不用可耻地表演。

也就是说，假如不是滋生“宁左勿右”病毒的温床依然在，他就不会昧着良心去亵渎死去的哥哥姐姐。

所以，在骂他精神分裂的同时，必须骂这张温床。

温床不单是要骂，还要铲除。要铲除，当然要靠制度。

说要靠制度，不等于说普通人就不重要了，就不能做点什么了，因为你再普通，最少你也做得到保持沉默拒绝歌颂。

像陈光标这样多少还有影响力的名人，克制住示忠的冲动，意义更大。

可惜他没忍住，可惜他只知道用抢先示忠来自保，不懂得如果别人也像他一样卑劣，争相装扮自己的“左”，争相缅怀颂扬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真的可能重临，于是所有人都将自保成覆巢之下的卵，都完蛋了。

更可悲的是，在这里，像陈光标这样出于自保而短视地精神分裂的企业家，还很多，一天比一天多。

他们得益于市场，孜孜不倦地从中汲取养分积累财富，然后为对抗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又争先恐后地加入颂扬毁灭市场的思想的行列以求自保，呈现出乌合之众的典型特征。

教育既不能使人的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也不会使更多的幸福降临到受教育者的头上；它既无法使其本性发生改变，也不能使其改变与生俱来的，而且有时在不良信息的引导下，只会使人走向歧途。研究统计学的人们已经从诸多方面佐证了这一主张，他们指出，随着教育或者说某种教育的普及率提高，犯罪率也会随之提高，社会上某些最坏的犯罪分子，曾经在学校里也是佼佼者。阿道夫·吉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他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如今受教育的罪犯人数是文盲罪犯人数的三倍多，每十万居民中的罪犯人数为五百五十二人，相较于半个世纪前的二百二十七人增加了三百二十五人。研究者们都注意到，在所有罪犯中年轻人最多，然而法国为了他们，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正确引导的教育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没有谁否认过这种主张。即使它不会使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也会使人的某项专业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坚持了错误的教育原则，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一塌糊涂，尽管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杰出人士为此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但他们仍然固执己见。我本人在曾经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因为糟糕的教育制度，法国将多数受教育者推向了社会的反面，为社会主义阵营培养了无数的优秀成员。这种制度也许非常适合拉丁民族的性格，其主要危险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一种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一心学好教科书便能够提高智力水平。由于坚持了这种错误的主张，统治者便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教科书的内容。这种强化贯穿于从小学到大学的始终，除了死背书本，年轻人的判断力和个体主动性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背书和服从成了他们受教育的主要手段和目的。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努力学好课堂知识，死记硬背某种修辞或文章的要点，然后像复读机一样，出色地完成效仿、重复的过程——还有哪种方式比这一方式更让人忍俊不禁的吗？这里面的每一个步骤都充斥着信仰的意味，即从不质疑老师的正确性。由此带来的恶果是，完全低估自己的潜力，并使自己的能力永远停留在婴儿的水平。”

这种制度的危险程度远不止于此，它使受教者对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感到强烈不满，急切地想要逃离出去。工人不想从事工业生产，农民不再将农业丰收当一回事儿，而大多数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让他们的子女捧住国家职员这个铁饭碗外，别无他求。法国的学校根本不对学生将来的生活做考虑，而是一心要将学生培养成政府职员，并且教育学生在这个行业里取得成就。因此根本不需要自我的定向，哪怕一点点的个人的自主性都被视为异端。这种制度使大量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组成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支大军总在为自己的悲惨命运鸣不平，并想通过暴动来发泄对这种不公的挑战。而在社会的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他们对国家抱以迷信的态度，将其视为天道，同时又将国家视为敌人，总是推卸责任，并试图将这种责任推诿给政府。倘若掌权者对他们置之不理，他们便会毫无成就，成为废人。政府通过教科书式的教育，培养了许多有学历的人，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得到使用，从而大部分的人只能处于失业状态，整天无所事事。因此，部分捷足先登的人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岗位，而那些没有获得工作的人便沦落到社会底层，逐渐走向了与国家对立的一面。从金字塔的最顶端到最低层，从教授学者和各级长官到卑微的小秘书，大量的获得了文凭的人涌向各种政府部门，谋求着最平凡的官差，整天碌碌无为，而资本家想要觅得一个为他打理生意的优秀管理者却难于上青天。在塞纳一地，有两千名男女教师处于失业的悲惨状态，然而他们均瞧不起农田或工厂，只想从政府那里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职位是有限的，于是那些未被选中的人便心怀怨恨，成为了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随时会成为暴动的一分子。他们全然不管这场革命的目的和领头者是谁，他们只为发泄心中的怨恨。因此，学而无用与学而不用是爆发动乱的最直接的原因。

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对传统进行破坏，文明的进步也是不会发生的。故此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相当严重的困难：怎样权衡稳定与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假如一个种族使其传统坚不可摧，便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这就和中国一样，缺少改进、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