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1800字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个著名的论断：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我想就这个说法展开一点。

旧制度真正的改革，我认为是在1787年缙绅会议之际。这次会议像两年后的三级会议一样，直接的起因都是因为税收和财政问题。1787年的会议，将旧制度末期的两大基本矛盾完全暴露了出来，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即国民和政府的矛盾，第二个是社会矛盾，主要是贵族和平民的矛盾。从税收问题来说，旧制度在其最后一个世纪中一直在寻求改革。过去我们常说，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教士和贵族是不纳税的。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在18世纪，法国有好几种“普遍直接税”，原则上所有法国臣民都应缴纳，包括教士和贵族（当然实际操作中有各种特殊安排）。但这些普遍直接税有一个问题，它一直被认为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有期限的。政府每次开征或延长这些税收时，相关法令都需要在各高等法院登记注册方可实施。但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国王跟这些法院的关系很紧张，法官们总是指责政府财政管理混乱，应该厉行节俭以避免开征或延长税收。

这些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旧制度没有集中的财政管理制度，没有预算，连后来的财政大臣内克都说，他对国家财政状况一无所知，各种直接收支的金库到处存在，国家连年预支来年的税收、四处告贷来解燃眉之急。由于财政管理的混乱，国王的财税政策始终缺乏说服力，公众越来越猜疑宫廷和大臣们奢侈浪费，国家税收被严重滥用。

但是，这种困境并不是导致大革命的充足原因。因为在路易十四时代，国王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开征新税，并在法令的末尾附上“因为这是朕的意思”之类的说法。国王是国家安危福祸之所系，法律就来自他个人。换言之，国王可以通过绝对主义的专断做法来克服他的财政困难。因此从政治上说，旧制度的政治危机首先表现为这种专断做法的失灵。高等法院系统对政府的抨击、公众对法官们的支持，导致国王终于在1787年初改弦更张，召集缙绅会议来解决因为税收导致的宪法危机。当时很多人都主张，设立税收的权利只能归“民族大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君主制已经失去了民意基础：国家税收需要由民族大会来授权，而不是由朕的意志来决定。因此我认为1787年的缙绅会议标志着旧制度的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动。这个变动对于旧制度来说是灾难性。首先是法国社会的极速的“政治化”。有一种看法认为，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关于三级会议议事规程的决议，是导致法国社会分裂的诱因，它带有偶然性。对此我的看法有点不同。实际上，旧制度最后十几年中，曾在几个省设立省议会，当时省议会中便发生了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的争吵，争吵也是涉及议事规则、表决方式和各等级代表人数的。我认为，只要法国人进入公开的政治生活，等级之间的矛盾肯定要暴露出来。

在大革命前夕的舆论战中，特权的辩护者总是援引历史来为传统的三级议会和等级特权辩护，在这种背景下，第三等级必须否定历史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目标，至少第三等级的理论家们是这么看的。

如果说1787-1789年法国的历史有什么启示的话，我认为首先是这个国家缺乏广泛的政治生活导致各种矛盾被长期掩盖，最后不得不以极端和暴烈的方式去解决这些矛盾。因为法国没有英国议会这样有效、而且不曾中断的代表机构，即使它想实行渐进的改良，也已经没有关键性的制度依托。当革命前夕那些保守派提出法国的各种历史传统时，这些传统已经远离法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国人的思想状态。

PS. 托克维尔的一生在失望中度过，他觉得他的祖国注定要在革命和专制的轮回中挣扎，1848年革命之后，他对朋友说，他看不到希望，法国这艘航船是在咆哮的大海上、在迷雾中航行，它找不到靠港的地方。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许他的某些看法仍然不会改变，但他肯定为法国政治变动已不再那么血腥和暴烈而感到一点欣慰吧。

《旧制度与大革命》固然是很好的书，但历史学毕竟是在发展中，而且每个人的看因为视角不同而有所差异。目前的中文读物，我认为英国人威廉·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比较合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七卷和第八卷中有关法国的章节，作者都是这些领域内的出色专家，讲得比较详细，推荐J.博谢尔的《欧洲背景下的法国行政和财政管理》、帕尔默的《革命时代的社会和心理基础》，达金的《法国旧制度的崩溃》、吕代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麦克曼纳牧师的《法国革命的史学研究》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