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生命的意义》读后感6000字

是对为什么要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心理学上的理论解释，也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一本书，更是对寻求生活的意义的人们给出了明确答案的一本书。

个人领会：一些事的发生你不能控制，但发生后你如何面对是可以控制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要兼顾；人不要只/总关注活着的终极或总体意义，要关注的是组成总体意义的零星的每天的意义，意义可以不是抽象的，可以很具体；某些心灵的冲突是正常的，不是心理疾病；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不论这种原因是心理的、生理的或政治的。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

书中要点：

--作为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意义疗法运用存在之分析帮助患者解决自身的情感冲突，这是弗兰克尔首创。

--积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有机会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实现价值，而消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满足于对美、艺术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仅没有追求创造和快乐的机会，而且只存在一种达到最高道德标准的可能（就是说，在对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缚的生命的态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过创造性或享乐的生活，但不只是创造和享乐才有意义。如果说生命有意义，那么遭受苦难也有意义。苦难、厄运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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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

--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你和你的命运无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运进行比较

--这种独特性使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让每个人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也就使他有可能完成其创造性的作品，享受到人类之爱。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为了什么”，也就知道“如何”继续活下去。

--意义疗法

我说，“我自成一派，称作 ‘意义疗法’”。“你能否用一句话告诉我意义疗法的含义？”他问，“至少告诉我心理分析跟意义疗法的区别？”“好的，”我说，“但首先你能否用一句话告诉我心理分析的精髓是什么？”他答道：“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患者需要躺在诊察台上，告诉你那些有时难以启齿的事情。”我马上回答：“在意义疗法中，患者需要笔直地坐着，倾听那些有时很不中听的事情。”

当然，这是玩笑话，并非对意义疗法的概括。不过，我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即与心理分析相比，我的意义疗法不那么内省和溯旧。相反，意义疗法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患者在将来应当完成的意义（意义疗法是着重于意义的心理疗法）。同时，意义疗法还对所有的恶性循环群系和反馈机制进行散焦，因为它们在神经官能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做就破解了而不是持续地促进和强化神经官能病患者的自我中心症结。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理论要取“意义疗法”这个名字。Logos是个希腊语词，指的是“意义”。意义疗法，或者某些学者所谓的“心理疗法的第三个维也纳学派”，着眼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意义的追求。根据意义疗法，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正是人最主要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追求意义”一词，而不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强调的快乐原则（我们也可以叫它“追求快乐”），也不用阿德勒心理学派的“追求权力”或者“追求优越”之说。

--并非所有冲突都是神经官能症性质的，一定程度的冲突是正常的、健康的。同样，苦难也不总是病理现象，苦难非但不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反而可能是个人进步的表现，如果苦难是由存在之挫折引致，就更是如此。我坚决否认人对其存在意义的追求（或对其存在意义的怀疑）是源于或者会导致任何疾病。存在之挫折本身既非病理性的也非病源性的。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担心乃至绝望是一种存在之焦虑，而绝非心理疾病

--意义疗法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找到他生命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意义疗法也是个分析过程，因此它类似于心理分析法。不过，虽然意义疗法试图唤醒患者潜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但其方法不仅仅限于将患者的活动限制在个人潜意识中的本能事实，而且还关注诸如存在的潜在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求。

--意义疗法把人看成这样一种存在：他主要的担忧是实现某种意义，而不仅仅是满足欲望和本能的需求，或者是调和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欲望的冲突抑或适应社会和环境，在这一点上，它与心理分析分道扬镳。

--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认为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

--人实际需要的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是为追求某个自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奋斗。他需要的不是不问代价地消除紧张，而是某个有待他去完成的潜在意义的召唤。人所需要的不是“内稳态”，而是我所谓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其中一极代表有待完成的意义，另一极代表意义所期待的主体）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可以理解，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丧失了赖以指导其行为并因此产生安全感的某些动物本能。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安全感，好比天堂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是永远地失去了，人类不得不做出选择。此外，在最近时期，人类还遭受到另一种丧失，那就是原本作为其行为根基的传统迅速地消减。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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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我们已经说明生命的意义总是在变化，但作为意义永远不会消失。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第一种就是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第二种和第三种需要进一步解释。

找到生命之意义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如——通过体验自然和文化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说去爱某个人。

--这就是意义疗法的要义之一：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看到其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为什么甚至准备着去受苦，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痛苦有了意义。

但是，我还要更清楚地进一步阐述：无论如何，遭受痛苦不是寻找意义的必要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在遭遇痛苦时，人们也有可能找到意义——假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不论这种原因是心理的、生理的或政治的。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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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做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忍受自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之无限意义

--我们形象地表达这个意思：悲观主义者好比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都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越薄的人；而积极地应对生活问题的人好比一个每撕掉一张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他可以自豪而快乐地回忆日记中所记下的所有充实的日子，那些他曾经有过的全部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没有必要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为什么要嫉妒年轻人呢？嫉妒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远大前程吗？“不，谢谢你”，他会这么想，“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人能够力所能及地改变世界，并在必要时完善自我。

--但是，光说人有自由还不够。自由只是故事的一半，真理的一面。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任地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说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应该配上西海岸的责任女神像的原因。

--人不是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事物相互决定对方，但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成为什么——在天赋与环境的限度内——是他自己决定的结果

--换言之，虽然生活充满了悲惨的因素，但它如何能够保持潜在的意义呢？总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对生活说 ‘是’”（引用我用德文写的一本书的题记），就是假定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在极为悲惨的境地也是如此。而这反过来又假定人的创造力会将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或建设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任何给定的处境，面对灾难而保持乐观。人类总是有能力（1）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2）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负责任的行动

--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人类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过实现内在潜藏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意义来追寻幸福的理由。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三大症状——抑郁、侵犯和成瘾依赖——都是由于意义疗法中所谓的“存在之虚无”即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导致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意义问题本身。首先，我想澄清，意义治疗师关注的是人们一生中必须要面对的所有单个情境中内在和固有的潜在意义。因此，我在这里不打算将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进行阐述，虽然我不否认这样的总体意义也是存在的。做个类比，让我们看一场电影：它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都有其含义和意义，但是在看完最后一个镜头之前，整个电影的意义是不能确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每个镜头的意义，那么对整个电影的意义也就无法把握。生命的终极意义难道不也是这样？只有在濒死之时人们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而这种终极意义也有赖于生命过程中尽其所能地实现每个单一情境的潜在意义。

--而对意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最实在不过，就是意识到了现实背景下的某种可能性，或者通俗地说，意识到在给定情境下“能够做些什么”。

--意义疗法认为，良知是一种提示器，能够指示我们在特定情境中前进的方向。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良知必须仔细衡量所处情境，按照一套标准和价值系统去评价它。但是，这些价值不能在意识层面上被我们发掘和采用，它们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它们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积淀下来，以生物进化为基础，植根于生物学深处。康拉德·洛伦兹可能抱有类似的想法，他曾提出“生物学优先”的概念，当讨论我关于价值形成过程之生物性基础的观点时，他饶有兴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共鸣。无论如何，假如价值论的自我理解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假定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物学遗传之中。

--在过去，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的，恰恰相反，每样事情都被珍藏得很好。当然，人们一般只看到生命的短暂，而忽视和忘记了过去的辉煌，在那里他们收获过自己的生命：信守的诺言、付出的爱及勇敢而有尊严地忍受过的磨难。

--还有，人的有用性是从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角度来定义的。但是，今天社会的特点是看重成功，因此尊崇年轻人。这实际上忽略了那些不再年轻的人的价值，并且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差别。如果一个人不认可这种差别，认为个人的价值仅仅源于他当下是否有用，那么，请相信我，这种人也许不会像希特勒那样，但有可能用安乐死的方式执行屠杀，也就是“慈善”地杀死所有那些因年迈、疾病、精神障碍或其他各种疾患而丧失社会有用性的人。

--我不光强调要使心理治疗重归人性化，还提出要使意义疗法“去权威化”。我不想培养学舌的鹦鹉，而是想将“独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之火炬传递下去。

--弗兰克尔告诉听众：“我们自己必须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而要回答那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担负起生活的责任。”这一信念成了弗兰克尔个人生活和专业研究的基石。

--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他仍有自由去选择如何应对苦难。他把这不仅看作一个选择，而且是“担当自己生活重负”的责任。

--他视自由与责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面对美国听众，他爱说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在西海岸立一尊责任女神像以衬托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

--我的这位同事表示他非常赞同弗兰克尔的观点：滋养内心的自由，拥抱自然、艺术、诗歌和文学之美，感受对家庭和朋友的爱，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其他个人选择、行动、关系、爱好甚至简单的快乐也能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自己如此空虚？弗兰克尔的智慧尤其值得一提：这就是个人如何看待各种挑战与机遇的态度问题。积极的态度既可使人备感欢乐与满足，也能使人经受苦难和挫折。消极的态度则会加剧痛苦，削弱快乐、幸福和满足感，甚至导致抑郁或疾病。

--弗兰克尔对“有这种自我阅读疗法——通过阅读而治愈的事情”感到吃惊。

--弗兰克尔给那些追寻生存困境之答案的读者提出一个关键性指令：他不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必须那么做。

--但这符合弗兰克尔的特点：他接受某个人，不是看他的宗教信仰或世俗信念。他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尊严，从他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尊敬可以看出来。尽管他不同意他们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他还是很珍惜与哲学家们的个人关系。这些人各有特点，包括前纳粹同情者马丁·海德格尔，主张追究集体罪恶的卡尔·雅斯伯斯，天主教哲学家和作家加布莱尔·马塞尔等。作为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一直避免公开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喜欢说精神病学的目的是灵魂的治疗，而灵魂的拯救是宗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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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玩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深度心理学”强调切入患者的过去和潜意识的直觉与希望，而他不是，他奉行的是“高度心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前途和有意识的决定和行动。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强调来帮助别人通过自我超越而达到人生意义的新高度，这些是通过积极的努力、适当的方法、接受限制以及明智的决定来实现的。他的目的是启发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认识到应该运用自己选择的能力去实现个人的目标。

--那名学生说，“您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