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相册里的开国总理》读后感5000字

多讀書174:

《私家相册里的开国总理》--吴志菲，余玮

这本书是1月8日周总理忌辰那天收入书架的。是在去潮汕路上看完的，但写“防健忘”读书记录����却用了好几天时间，一是因爲手上总有事忙，二是实在太多东西觉得值得记录下来。

可能以前中学的政治历史学得不好，一开始看到很多文革前后出现的人名，政协委员什么的有点慒…而且很少看人物传记，觉得未必能看得进去，而且看国家领导人的书，还有一个问题，在位期间，总是众口难调的，总有人觉得这人好，有人又恨得牙痒痒…还记得那年某前国家领导人的生辰，发生在朋友间的讨论，结果几乎断送了多年的友谊，也是心有余悸的…

这本一千多页的书，让我泪目了好几次…那天开会，小白还说他之前看一本有关周总理的什么书流淚了几次（小白别打我，我出卖你了����希望他没看到这朋友圈��）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当自己看时，真的流泪了，他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是体验在很多细微的小事中…

书中以他身边跟他接触比較多的人为主线，从各方面去描述周总理的性格特征与为人处事方式…

一、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女（周恩来小弟周恩寿的长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她自12岁住进中南海，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从生活小事，择业婚事，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她的教导，要求，侧面描写了周总理仁慈和忙碌…

二、了解了周总理参与的国旗国歌国号的产生过程（这里有很多政协人名不熟，想想朋友圈中没有老朱，应该不会被骂吧��）你们知道是谁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表国歌的吗？是大画家徐悲鸿；你知道定国号时，很多政协协员对此争论不休吗？因爲一部分人认为简称要用“中华民国”，主要是考虑到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很多前辈对此有感情，反对派觉得孙中山辛亥革命之本意，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成果即被大野心家袁世凯篡夺。不久，袁恢复帝制，建立起洪宪王朝，当了80天的短命皇帝。后来，“中华民国”又先后被黎元洪、曹锟、蒋介石等篡位，孙中山的民主设想和共和体制根本没有实现。而有一部分人与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的观点一致，认为国号就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坚决反对用什么简称，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你知道周总理为了开国大典，亲自地很细心的地计算进行时间，考虑朱总司令和几位副主席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上台阶所需要的时间，行进到哪播放什么音樂，就毛主席要按的电动升旗的装置，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可能性一次次跟工作人员确认…种种都显示他的工作作风。

三、韩福裕，曾在总理身边当过5年卫士。周总理的房子，49年住进去之前已經是40年历史的老房子了，比較破旧，稍微粉刷了一下又住了10年 ，多次提出要给他修缮一下，总理总不愿意，结果他们趁总理出差简单修缮一下，结果总理回来批评了他们。总理胳膊伤了，绑鞋带很困难，卫士要帮他绑，他也不愿意，要自己去绑。还描述了我曾用来做案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以及总理一直记挂着为他牺牲的这些烈士的家属。

四、邬吉成，内战时期中共领袖的警卫，也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赴华，间接见证了总理对外国使臣的细致，总理对基辛格一行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接待人员每次向他汇报有关事宜时，他总要询问客人习惯不习惯，反复交代要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他是总理弥留之际点名要见的人。

五、程瑞声，新中国第一批缅甸语高级翻译之一，有幸亲身经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缅甸领导人吴努、吴奈温等的历史性会晤。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出色的外交家，他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地图，请教各专家，弄清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除此以外，他还调查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中缅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研究了中缅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这些对外交家来说是很正常，但他不假手于人，而不是只看手下呈上的报告，这才是细致入微。

程瑞声曾7次陪同周恩来访问缅甸，他说：“周总理是我记忆里那时唯一曾穿过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周总理多交业务很强，有一次周总理在同缅甸领导人谈到“非洲—马尔加什经济合作联盟”时，由于该联盟成员国较多，程瑞声对非洲情况又不熟悉，周总理当即在他的小本子上写下“马非经济联盟八国：1. 塞内加尔；2. 象牙海岸；3. 尼日尔；4. 上沃尔特；5. 加蓬；6. 多哥；7.乍得；8. 马尔加什”。另外还写了“布隆迪、卢旺达”，将这页纸撕下给程瑞声。同時他也见证了中美乒乓外交和中泰外交。

六、黄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周总理的外交不只是用于高级领导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华访问时，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之后，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整个采访计划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见证了中美恢复建交，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突然失踪秘密飞抵北京，开始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6次会谈。7月16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

七、钱嗣杰，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他的镜头下记录了开国总理经历的多次外交。特別是建国初期，为了加强联系、促进了解，并推动邦交的正常化，周恩来亲自率团出席了日内瓦会议、亚非万隆会议，随后本着“亲善四邻，安定友邦”的精神，又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开展百日外交行动，风尘仆仆地走访了欧亚十一国。钱嗣杰的这一章节太多值得记录的了。

其中再次提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为什么当时总理没坐那程飞机，而本来钱嗣杰也可能在这事件中牺牲的。机场工作人员的政审很重要，地面安檢也很重要。这个案例我会好好用起来的。在这事件中还有一个情节让我很感动的，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无子女的，在发生了这事后，邓颖超跟周总理的通信，还有那个落款，“知已”这多难得啊。实际上，在那种动荡时世，出使他国是很危险的，总理出行的好些国家内部都在分裂或内战中，但总理为了国家能与其他国家恢复建交，也是将自身安全置身事外了。

万隆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其中在亚非会议中，出现了很多不和谐和质疑之声，每个国家在发言时，周总理一直在记录，当周总理代表中国发言时，每一个座位现在都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在发言时，周总理没有回避其他国家提出的质疑，而是直面回应，并给出了让人信服的答案，再次明确53年接见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总理是提出者），而据说周总理发言很少拿纸稿，这就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还有多国访问细节的披露，周恩来的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它由此掀起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八、王新德、吴阶平，“红墙医师”，真是不看不知道，原來他们在出诊前是不知道要看诊的是哪个领导人的，以免给他们心理负担，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其中吴阶平也提到了一些为江青治病的情况，以及为江青治病又几乎被她责难，后來周总理救了他情况，也是他的团队给周总理做膀胱手术。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看到这，开始扯开我的泪点…）

九、周铁男，工人收藏家。40年来，周铁男珍藏有关周恩来的文史资料有80余个门类，其中，收藏有周恩来生平的图片资料10000余件，有关周恩来的各种书籍1000余册、报纸1000余份，怀念周恩来的纪念品50余种，还有纪念章、手表、香烟、泥壶、VCD、录像带、录音带、头像雕塑等等，不一而足。

78年，他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花16元买一本精装的《纪念周恩来总理》，而那时他的工资一年只有18元，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光了，最后连一毛钱的公交车都坐不起了，只能捧着画册高高兴兴走路回家。而且他不只是收藏，所有的收藏品都能说出它的故事，实在难能可贵。

有一年，周铁男收藏了一套有关周恩来的图集，在翻阅中周铁男发现其中竟有50余处错误。他赶紧给出版社打电话，当时对方根本不把他这个普通读者放在眼里，于是他就一级级上告，直到出版社认错为止。

十、我想说这篇我写不下去，因爲我哭了几次。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除了以往的膀胱癌，又新增添了结肠癌。1975年3月底，周恩来做了次大手术。

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包扎着伤口的周恩来刚醒过来，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刚出手术室的李冰被召唤回来，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周总理的病情更加严重，但他仍忘我地顽强抗争着，夜以继日地工作。5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他抬眼望天空，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在手术前，他已非常虚弱，他叫来了邓小平，费力地伸出手，紧紧与邓小平的手相握，字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好，比我强得多！”

在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签名。之後，总理靠输液维持生命，几度昏迷，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罗青长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前些时候，当他知道张学良眼疾几乎失明时，十分焦急，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嘱咐罗青长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并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周恩来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总理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心想：总理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

在身后安葬方面，周总理的考虑也是心系祖国和人民的：一、他十几年前的意愿，请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二、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这是指对他的后事处理）；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邓颖超提出对恩来同志的丧事要从简，数九寒天，群众太冷，死者什么也不知道，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给活人看，浪费人力、物力。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几十里长街上伫立着近200万群众，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手里的小孩，人们都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闻讯赶来为总理送行。在现场，现场的警卫没有想到不但不用喊话，而且连手势都不用打，大家都自觉有序地默默排列好，好似有谁在长安街的冥冥苍穹中下了一道默令似的，难以尽数的人流虔诚地默守着这首默令，无人越雷池一步，在沉默中站成一道笔直的人墙、人堤、人坝，为周总理的英灵守住最后的坚固防线。火化后，群众可以凭吊唁证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很多没有吊唁证的群众有的哭声嘶哑，声嘶力竭；有的精神恍惚，出现幻象之感；有的躺在地上，悲恸过度而抽搐。

这一节写不下去了，即使看完全书再写笔记，二刷书，还是禁不住悲伤…

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向他深深热爱着的祖国的江河大地。他个人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遗产，然而，他的精神、他的风范在中国人民心中乃至全世界人民心底却耸立起一座巍峨的无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