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读后感2600字

雌掘地蜂为了产卵和孵化后代，会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首先，挖一个洞穴；其次，飞出去寻找蟋蟀；再次，把蟋蟀麻痹后，带到洞；然后，进入洞穴检查，确保一切安全后，将蟋蟀拖到洞穴里；最后，产卵于洞穴中，密封起来飞走，当卵孵化后就吃瘫痪了的蟋蟀。

这是一套看上去相当复杂，其实只是精心设计的、面对环境做出的刻板僵化的程序性反应。实验证明，如果在掘地蜂放下蟋蟀，进入洞穴检查之际，将蟋蟀移动几英寸远，那么掘地蜂出来后，会把蟋蟀放在洞，再次进去检查；如果蟋蟀又被移动一英寸左右，它出来后还是不会直接拖进去，直到反反复复检查40次之多。

这个实验发人深省、让人惊恐，因为很难否认人类自身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表面复杂性，实际上只是简单刻板、缺乏新意的例行公事。就像强迫症患者一样毫无知觉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呢？

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当下，“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促使人类体重不断攀升，高血压、糖尿病隐患浮现。即便如此，人类在甜食面前却欲罢不能，这种根深蒂固的嗜甜癖，既有基因的始作俑者，亦有模因的推波助澜。

基因是构建身体的指令。经历过漫长的采集生活和食物短缺的人类，体中潜伏着的贪吃基因得到了充分的表达，遇见食物就会胡吃海喝，生怕吃了这顿没下顿。而甜食可以迅速补充能量，尤其是3万年前人类对熟透果实的衷爱，以及婴儿呱呱坠地后对母乳的依赖，都给嗜甜癖埋下了种子。

模因是构建文化的指令。人类都爱吃甜食，但程度不一，除了基因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

甘蔗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为糖从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实现了食料从权贵向平民阶层的流动，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饮食体系的彻底变革。糖在走进千家万户之际，被赋予太多象征意义，从身份地位的反映，到庆典仪式的形成，再到经济实力的证明。于是，人们沉浸于对糖的幸福满足感，却浑然不觉其对身体造成的伤害：蛀牙或血压升高等。

因此，嗜甜癖是一个典型的复制子利益与载体利益相冲突的案例。复制子，指基因，亦指模因。它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无限繁殖的过程中，载体却冒着风险，承受着繁殖带来的危害。

以模因为例，人类出生之日起，就浸润在与生俱来的文化体系中，而它们的设计初衷，既有日常行为的规范准则，亦有自我发展的局限性。而模因的排他性、唯我独尊性，使得载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超出了模因控制的魔爪后，就会被其所不容。当载体被模因主宰后，就容易陷入偶像崇拜，宗教狂热，甚至成为纳粹分子，走向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综述，我们只是盲目的复制子制造出来的生存机器，被复制子像寄生虫一样依附着，在繁衍生息中毫无知觉地传播和扩大着复制子的利益。被剥夺了自我觉知力的人类，与《Doctor Who》里被中央处理器操控着的赛博机器人无异。

产生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心智模式：启发式系统和分析式系统。

前者以基因目标为导向，会自动加工领域相关，不依赖后者的输入和控制，却会与其产生冲突，例如“缪勒-莱尔错觉”的知觉输入系统。后者则是文化产物，包括逻辑思考力、批判性思维、演绎推理、自我反省能力等一系列心智套件。

文化项目可以促进人类理性，这种理性关心如何实现人类利益，在最大化遗传适应度和最大化人类欲望满足之间做出明智抉择。人类在意识上认可理性，但还是会做出非理性选择，比如广告诱惑下的冲动消费，迷信神迹的宗教狂热。

这主要是因为进化适应不代表工具理性。换句话说，人类接受工具理性带来的诸多好处，却又不真正把这些工具内化到自己的头脑中，故而，时常出现被感性支配的失控局面。要避免非理性抉择，就需要对理性或者模因丛，进行再评估。

评估理性或者模因丛，是一个纽拉特式项目，宛若在行驶中的木船上找到那块腐朽的木板。首先，需要把某些假设视作固定的、基础的，对另一部分假设进行检验；然后在另一个实验中，对这些基础假设进行检验。因此，这必然是一项周而复始的工作。

因为理性衡量的是分析的意图水平，亦即大脑为什么要执行某项任务，反映个人目标和价值观的信息。而评估理性思维技能的方法，主要包括有效处理信息，校正信念程度，合理评估偏好，做出一致判断等。通过科学推论和理性思考检测模因的真实价值，从而创造出一种批判性、敏锐性的自我反省机制。

在理性批判思维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稍微欠缺。儒家看重人际关系，道家倡导无为而治，统治阶级笃信“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他制他律型人格，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摆出一种处处以对方为重的姿势，习惯于如何在人前学“做人”，却没有首先成为“人”。在群己权界上的不明晰，导致个体化受到压抑和克制，容易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难以培养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

因此，中国人相较西方人，要发起机器人叛乱，更加任重而道远。既要用认知科学和决策科学铸造一把理性思维之剑，更需要有振臂一挥的勇气。理性思维包括狭义理性和广义理性。前者指预期效用最优化，后者包括理性和模因丛的再评估过程。狭义理性对付有害基因；广义理性对付垃圾模因。

——缸中之脑、体验机、玩偶带给我们的启示

曾有小伙伴儿坦言，若吸毒对身体无害，只会带来快乐体验的话，为何不去尝试一下呢。人生的意义似乎在于追求快乐。这让人想起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大脑被切下来放进盛有营养液的缸中，脑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哪怕没有四肢，却还可以在计算机的信息传送中感受到一切正常的幻觉，甚至享有比现实世界还要强烈和真实的快乐体验。

如果我们在虚拟现实中，就可以俯瞰整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还要走出家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落叶？如果我们的感官记忆都是源自外部，而计算机程序可以带来同等效果，我们又该怎样区分现实与虚拟？如果我们认定一切实相皆为虚妄，追求享乐只是自我陶醉的假象，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于什么？

面对缸中之脑、体验机、玩偶带给我们的思想冲击，《机器人叛乱》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结论：寻找意义的重新定向，远离意识和内部感受，朝向使我们成为自主和独特个体的评估活动。生活中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也有比幸福更重要的，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如何打发时间，更关心我们是谁，以及能够成为谁。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和世界产生一种真实的因果关联时，才得以体现，它比快乐体验的初级偏好更重要——成为某种类型的人，与更深层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这具有符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