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及其敌人》读后感2100字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是不同利益阶层相互协调的机制与平台。而改革的最大阻力，便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让渡，利益集团的“保守”，直接导致很多关于改革的理念设想，遭遇无限期延迟乃至搁浅。除非遇到强有力的政治家（而不是温和的技术官僚），肃清组织内部，整顿纪律后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这也是习过去五年的功绩。

邓小平最早在1985年10月23日就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可问题是，沿海先富起来了，内陆很多城市还没有富裕起来，且官场腐败问题严重，基层党员干部存在着各种不作为及，影响了党的形象。或许有些人觉得上台以来，反腐雷厉风行，官场氛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想说的是，政府让你看到的，有时候是希望你看到的，尽管他们确实做出了不错的功绩。多批落马，也说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腐败问题、等问题是一直都存在的，胡温任期也在努力反腐，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长期的问题，也是制度上、作风上的问题，毕竟“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地域辽阔，民族多样，且有着近14亿人口。这些人口，又存在着不同成分的派别，例如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还有农民阶级、大企业主、官二代、红二代、地方政府官僚、学者教授等等，如何协调这批人的利益，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信息传达不够公开透明，容易造成政府“吃力不讨好”的局面，也会让基层公务无法贯彻落实顶层设计。

事实上，政府作为统治阶级，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普通大众，他们之间是存在隐形契约的。政府的合法性与老百姓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若政府无法满足大部分老百姓的普遍利益，则政府的合法性便失去了效应，这个时候便引发了革命。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所有的大一统朝代，基本无一例外在末期都存在有农民大起义的问题，政府过多的税赋过分的压迫百姓，再加上内部的权力斗争，直接压垮了一个又一个大一统王朝。

而防止革命的唯一途径，便是改革。郑永年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地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也印证了这一点，即便是近代的民国，仍然造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的一些治国理念，也因为各种因素无法实施。直到毛主席将所有的利益集团进行了重新的洗牌与同化，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善，至于所造成的副作用，在此就不多说了。

有人很反感今年三月份的修宪决议，删除了“主席任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朋友圈及网络评论充斥着各种调侃和讽刺，有的人认可，有的人质疑。但是我觉得，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基本在体制内，他们肯定知道这次修宪意味着什么，所造成的长远后果会是什么，他们之所以这么改也是有原因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认可，是这几年难得的强硬派政治家，而不只是一个官僚。

若分析一下形势，最近几年我国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处在脱贫攻坚期，且国际形势并不明朗，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最近几年改革力度也是相当大的，监管趋严、金融开放、国家机关的精简等等。而过去五年反腐下了很大的功夫，未来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完成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等，若只任两届，容易造成政策的断档与不连贯。我相信在改革落实后，会努力推进领导人任期与退休制度的事宜。

当然，修改任期这事也是有风险的，未来的事情不好说，我选择去相信这一届政府。对于大部分平民，若没有足够的能力，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不涉足政治。对于他们，家和万事兴。

最后附上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探讨，原文摘自人民网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