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读后感11500字

夏商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决定了那时候的经济就是原始经济状态，从捕猎过渡到耕地，伴随着土地在社会中的引入，可以说是靠天地吃饭。国家为了富强。很自然地需要继承当时的生产方式，于是这个时期基本都是重农经济，不断的积累国富。到了西周后期的时候，天下已经不稳定了，出现了大封建地主，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私有制度的雏形。重农时期的土地性质也是和社会形态有关的，封建地主阶段的土地公私并行和为了扩大产量效率的管理方式，又进一步为之后的国营经济积累了经验。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封建贵族领主的土地等级占有形式解体并为封建的地主土地占有形式所代替。手工业、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是土地占有形式变革的结果，也是促进这一变革的原因。封建贵族和封建地主的关系就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下，地主能决定市场上物资的供给和人员的供给。由于诸侯太多，门客也就相对应的多，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多流派。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流派的经济思想各不相同，却相互之间有着联系。儒家提倡集权下的经济制度，孔子认为的主要矛盾是个人道德、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约束关系；而孟子将儒家的主要矛盾发展为“义利孰上”；道家的经济态度是一种复古的自然式经济，其核心矛盾在于“无为”和“有为”之间，如何以“无为”的思路创作整体“有为”的进步；墨家更多的关注点在交换上，也是最早提出交易成本和流通价值概念的；法家更有制度学派的作风，提倡“法、术、势”的结合和统一，以法治人，以术遇人，以势压人，强调政府对于市场制度的建设和参与者的制度管理；农家顾名思义，重农主义思想深入每一个管理方式中，着重分析国家对于农业的管理政策并大力发展农业来使国家富强；兵家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企业管理的先驱，关注点在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应用，同时也关注人员效率的提升；商家注重价格的变化和，对现在的二级市场的基本面分析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供给侧和需求侧提出了不同的与控制方法。另外，错误理解“市农工商”的顺序也成了阶级分化的一个原因，同时春秋时期的通过“礼”来回避阶级之间的越级错位消费表现，也是一种到道德层面上的制度限制。从周朝继承的“礼”渗透到春秋时期的经济活动中，天子需要代表天来管好人民，而第一步就是农业的发展，同样在春秋时期，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军事方面的考虑也融入了经济制度的设计中，虽然各国的发展策略不同，但大体都是以农业发展为本，只是强国的方式不同，有的以商强国，有的以军强国，有的以法强国。

整体来看，春秋时期的封建社会结构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封建特色，从而反过来作用于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巩固封建贵族和地主阶层为目标的特色封建主义经济阶段，同时国营计划经济和私营市场经济并行，重在社稷的内外稳定与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生产力达不到标准或者国营垄断资源，工商业虽然有苗头但也仅限于苗头。

秦汉的社会特征以中央集权为特色，秦朝时间虽然短，但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因此有着集权式的经济管理制度。不过秦国自身对于军事的依赖扭曲了经济社会的市场特征甚至封建特征，既不重农也不重商，重军事所带来的就是军事制度渗透到行政制度中，再由行政制度传递给经济社会，这样没多久社会生产力上不去，国家开销太大，收入增长没多少，自然而然就内部起义瓦解了。不过秦朝基于高强度的政治体制下的经济管理制度也是存在进步性的，这体现在货币的统一、国营体制建设、分工制等，为汉朝的进一步探索封建主义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汉朝开国的时候百废待兴，因此通过几十年的潜心发展，恢复了不少的国力。为了迅速恢复因战争而凋敝的经济，汉初实行了“与民休息”、放任主义的政策，“无为而治”是汉初统治者经济管理的主导思想。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去，农业为首要产业，稳定后的商业行为逐渐丰富起来，再往后才是工业的发展。可以看到，重农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石。汉武帝时期由于国家内外环境的变化，以桑弘羊为代表将国家干预主义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模式，所谓“国进民退”也不是真正的民退，只是人民觉得应该到手的财富少了，限制多了，但其实人们忽略了基建投资的享受与国家稳定的成本。重农的前提是土地制度的完善，汉朝的土地制度在公有和私有之间不断寻找平衡，往往是根据国家发展环境来决定土地是归统治阶级、地主、还是私人，基于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制度也逐渐形成了贵族 地主 平民的社会形态，不过到了汉朝后期，贵族的重要性由于内外纷争，也就不及众多地主阶级的联合影响了。至于义利之辨，它在这个时期得到进一步解释，为了维护封建专制 地主的体制形态，义走在了利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资本，具有向地主阶级转化的要求，逐渐产生了“商人治生之学”向“地主治生之学”转变的历史趋向。

整体来看，秦汉时期包括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体经济特点就是封建主义专制经济。虽然维护的是同一个制度，但是由于时代和国情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对于市场的态度就不一样。大体的发展思路确实统一的：开国的时候多数都重农，在不断积累基础的同时，逐渐用专制力量去控制核心产业，开放其余产业的市场制度。后因市场改革而迅速繁荣昌盛，却由于“利义之争”停下了市场盈余向资本行为的明确过渡，市场思想迅速被“士农工商”意识取代，重新回到重农道路。这时由于市场上过多的供给无法消化，价格收到严格控制，盈余所耗殆尽，又只好回归到封建地主经济中，直到内外矛盾激发进行朝代的变更。

唐朝之后的商业，为富人、富商辩护的思想无论在规模还是从业人数等各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开始而且有了行会组织。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也更多地摆脱了重本轻末思想的影响，为富人、富商辩护的思想也一度盛行。从整体的社会体制来说，唐宋两朝在地主阶级市场的关系上都经历过不同的阶段，不过核心目标依然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延续了300多年的均田制在唐代瓦解，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庄田庄园制。这表明，自秦汉开始的土地私有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租佃关系在新的意义上得到了发展。庄田庄园制是迈向土地私有化的一个过程，期间仍然存在地主制度的对抗，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土地制度和之后的公社化运动有相似之处。从财政思想上看，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量出为入”的原则。中国在杨炎以前和以后，直到近代的财政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强调“量入为出”，这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状态决定了统治阶级对于财政的态度。生产力不足的时候，往往采用“量入为出”来利用有限资源和收入进行发展规划；但当社会发展到繁荣阶段时，统治阶级又会采用“量出为入”的策略，根据国家需要的发展方式来决定财政的规划与制定，没有一定实力和稳定的增速，是不敢这样进行几年规划和支出的，因为这样对于供给侧的压力会有不少。另外，均税、专税、结构性税收、税负转嫁等财政手段被唐宋元逐渐理解，并得到因地制宜的发展与改进。唐代以后，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铸造的货币数量不足，减重的私钱不断充斥市场，招致了“恶钱”问题，仅就货币流通速度这一观点来说，沈括的观点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市场和群众不断明确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也发现了作为价值尺度的通胀以及通缩的原因与一些表现：从“钱重物轻”到“钱轻物重”。特别是当北宋出现了纸币后，对于纸币和贵金属的关系也进行了定义，这之后的纸币也就开始有了储藏价值。元朝相对于前两个朝代有一些特殊性，因为本质上他是游牧民族，由于气候变化不得不南下和西进入侵，以获得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所以它的政策是重商主义的，对商品经济和货币有着高度的重视，特别是货币思想的突出成就也说明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但前提都是国家统一垄断铸币权，来确保市场的稳定性。

整体来看唐宋元时期的工商业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才能促使经济社会的市场化得以进行。同时唐宋两朝继承了之前的农业政策，并加以调整，以符合工商业发展的基础需要；而元朝的游牧农业经验也被用在新增国土的使用和管理上，进一步推动了农业体量的积累。同时由于疆土非常大，采用纸币流通也是情理之中的发展。土地政策上，这个三个朝代对于土地公有还是私有并没有明确的规范性制度，核心思想还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至于是贵族阶级还是地主阶级，这个不重要，唐朝甚至有一个阶段中给予地主阶级权力去觉得自己的奴隶是否能够获得家庭分田，所以唐代之后便从均田制过渡到了庄田庄园制，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了土地私有制的开端。

明初实行的工匠制度，部分地解除了元代以后手工业者的封建依附关系，适当地解放了劳动力，手工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个时期出现了少数部门工场化的现象，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不宜估计过高，但也算是走上了“原始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和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活跃。提倡“用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充分发挥个体追求私利的“本性”来使得市场更加活跃，国家只要在制度上加以限制与财政政策，就能获得持续性的国富积累，这一点倒是和西方的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似。明朝中后期，社会主张富民第一，持这种观点者多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们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强权专卖，更反对“与民争利”的官营。同时期的斯密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以垄断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主张，提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以及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他看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制度，就是经济自由放任的政策。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为势力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最终战胜“商业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晚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处于封建社会晚期，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里发育、生长的时期，他们的自由经济理论也就有了为刚刚成长的市民阶级服务，旨在免除封建政权对他们的压迫、干扰，从而有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意义。这个阶段的“士农工商”概念已经逐渐地淡化，人民意识到国家发展靠国营是不行的了，因此依靠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实现了不少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也自然而然的将商业化运作带到了工业发展里，促进了工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没有适当的社会氛围，商人的钱袋是难以与封建贵族的权势相匹敌的，工商业从业者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去发展市场经济，同时越来越多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也加入工商界进行财富的积累。这个时期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废银论”，废除贵金属的作为货币，用纸币代替，以国家信用为支持。从货币发展的趋势看，用贵金属（金银）取代贱金属（铜铁）是历史的必然，用信用货币代替贵金属货币也成了必然。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逐利拜金的货币拜物教的思想开始出现，如果这种思想持续发展下去，配合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就很容易在中国出现了。但是很明显的历史结论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统治，强行将这股思潮压力下来，往后一段时期里，又是强力地以国营经济去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

总的来说，明朝虽然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唐宋元之后的另一个高峰，但其在市场经济上面甚至比清朝走得更远。首当其冲的便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出现，这也带来了对私有制的探索，同时由于农工业产业的发展，也为商业流通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明朝中后期对于货币的态度又衍生出“货币拜物教”，开始尝试去追逐货币本身价值中的剩余价值与利息收入。这可以算是在中国历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在明清交接后，并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运动和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而是继续在封建统治下进行“复古”经济活动，也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停留在萌芽阶段。

清帝国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立了强大的统治基础，国力强盛，商品经济比前代更为发展，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前前后后的社会性问题主要在于：人口剧增的现实与生产供给不足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造成的广义私有化退化、白银外流与货币购买力下降所带来的商业萧条、税赋上升与腐败带来的市场扭曲、阶级矛盾的激化所带来的社会革命。清朝时期的土地政策其实核心目标很简单，一个是解决过剩人力，一个是维护封建统治。解决人口过剩方法无非就是：将劳动力稳固地锁在现有土地制度上（宗法、国法、礼仪等）或者将其用作开拓新的土地。之后的战争将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国封建制度和西方大工厂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冲突，清朝统治集团中并不是没有提出资本主义道路的解决办法，但代价是统治结构的逐渐解体，同时对于解体后何时达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标准，统治阶级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因此不如继续保守下去。往回看中国古代自西汉以来，土地兼并与反兼并的思想斗争持续了两千年。其间出现过井田、均田、占田、限田等许多种解决方案，有的一度变为政策，有的甚至付之实施，但是都没有真正解决土地兼并和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倒不尽在于方案本身的缺乏现实性，同时地主阶级政权本身就是一股贪得无厌的兼并势力，离开了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这个政权就无法生存。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它也想稍稍控制一下过分的压榨，以免危及自己的统治，但这种努力同受到根深蒂固的贪欲和权势欲推动并与政权力量紧紧勾结在一起的兼并势力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总的来说清朝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开国时刚结束了明朝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回到封建制度下的经济体，但中后期却被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成为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说几百年间，资本主义的萌芽也重新诞生过，但是本质上来了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政治体制是反封建的，因此统治阶级强行选择了所谓的“稳定”，于是中国这一次彻底地错过了工业化进程。与之对应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和工业化进程脱钩，保留了封建贵族 地主制度下的贵金属交易体系，没能走到信用货币的时代。

清末时期，西方列强在经过工业资本积累后，需要不断向外进行掠夺，同时中国内部的封建制度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冲击后，也正在不断地走向衰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外来的资本主义冲击共同造成了封建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状态，但由于清朝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法改变当时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的工商状况，这便延长了封建社会解体的进度。这个时候社会的矛盾主要是中华民族和外来力量的矛盾，同时也穿插着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本列强将清朝政府作为形式上的管理工具，但是落后的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匹配经济基础快速发展的要求，之后便是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口号推翻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民国。从本质上讲，地主阶级保守派、改革派以及洋务派是一致的，他们的争斗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在经济思想上争论，最终的目的都是维护日益没落的封建统治秩序，他们的区别只是在采取的不同方式上。新思想在斗争中逐步取得优势地位，被继承和发扬下去新旧两种经济思想的斗争本质上是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这一点决定了新经济思想必然会在与旧经济思想的争斗中取得优势地位。洋务派也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因此首先兴办军工产业，所谓“中体西用”也只是打着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来维护统治。这时又出现了官商合办的“企业”运动，试图在封建体制下利用资本主义商业的特点进行发展，很自然的清朝政府掠夺了大部分剩余，这些“企业”最后也没有办下去。后来维新派出现后，彻底地建立提出一套推翻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提倡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股潮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知道维新中后期才整合了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而不是像一开始一样只看到政策或者制度。但这一段时期清政府联合西方资本主义共同镇压戊戌变法后的运动，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扩张，虽然其主观上是加强对中国的剥削和控制，客观上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于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一段时间后便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总的来说改良派的目标还是“中体西用”，以学习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改良当时封建制度的矛盾，但对于土地资源这方面却偏向地主派，因为改良派大多出自于洋务运动，多少都和地主阶级有瓜葛。改革派就比较彻底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两手抓，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提倡初期公有制经济来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与制度建设，再逐渐开放私有制自由交易。革命派还对改良派的虚假的民主共和进行了揭露，认为改良派所谓的民主共和就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资产阶级谋福利。革命派的两种革命并行论，不仅使劳动群众掌握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在政治上让一般百姓享有民利。

清末民初的近代各思想流派在对传统经济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彼此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救国图强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必然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在与国外经济思想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 这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七零八落，因为被各种经济思想与政治运动所冲击。应该注意到的是，除了维护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外，改良派和革命派在私有制度上也有短期矛盾。虽然承认个体经济行为，但是改良派不承认民主与民权，只希望借资本主义的手维护奴隶制度，至于民生就更没有考虑了。但是改革派直接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以政府信用发行货币，稳定了民生问题。但孙中山之后，民国却又遭受了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内部的腐败，迅速的出现了大资产阶级，这样便又同人民所对立了起来。

20世纪上半叶，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在整个经济体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多。工业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强，以基建为中心，同时不断建设核心产业的工业化设施。商品市场上交易种类增多，流通的范围也得到拓展。城市的商业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基本都设于城市。商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业行业增多，工商业间形成了良好的互相促动的形势，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开始互相投资参股。 但是由于革命不完整、不彻底，导致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阶级仍然在继续剥夺人民的财产，就拿地主来说，传统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特征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农村土地占有呈日益集中趋势，土地的集中使得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高额的地租制约了农民进一步扩大生产，绝大多数农民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些因素都导致本时期农村经济呈现总体衰退的状态。农产品供需失衡又给市场带来价格的扭曲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同时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在国家经济中把持垄断地位，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无法为继，最终导致其统治的垮台，中国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为其日后在中国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准备，为中国经济思想领域增添了新的元素，开辟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道路。之后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者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我国特殊国情，揭示了由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差异性。这一段时期中，也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传入中国，一方面是由于之前资本主义进程中的引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鉴西方先进经济管理制度的经验，从而在中国结合国情进行中和。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之前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传统经济理论重文字论述，轻数字描述；重文体优美，轻数学推导；重形象思维，轻逻辑思维，也没有科学的分析方法。随着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西方经济理论注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方法也开始为国人所接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研究方法简单、侧重于经验性描述的不足得以弥补。西方国家的统制经济思想和计划经济思想成为国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渊源，而这一渊源和孙中山的思想渊源不同，它来源于西方各国的诸多经济政策和理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以德国斯班所主张的全体主义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英美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必须从全体主义观察重商主义的干涉政策和统制贸易。

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逐步稳定，从半殖民半封建走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叉路口，然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了下去。最大的进步与发展应该就是探索到全面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领导人准确地判断民国时代的整体结构就是地主 军阀的变相帝国主义形式，要想解决人民的剥削问题，只有靠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社会主义特色化上层建筑，从而对应相应的经济基础，将被剥削的人民解放出来，以社会化组织的方式提高生产力，促进国家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资本的集中与为资本服务的阶段，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判定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道路，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同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化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走上苏联的历史。这是因为能够正确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矛盾统一性，私有制和市场制与国家所有制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制度如何设置。全盘西化不可取，全盘苏化也不可取，只有将中国国情结合两者的发展经验才能共同促进特色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50年代后，中国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特色化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学习的自然是意识形态相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大体上有三个基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贯穿其中的是斯大林定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三个点其实可以认为是“意识形态建立 工业资产社会主义式定位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首先“意识形态建立”是核心，是统领整个社会与国家发展的思想支柱；其次“工业资产社会主义式定位”是基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产业的重塑，从而快速应对工业化生产与军工生产，确保国防安全的保障；再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基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与发展愿景来说的，同时也是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之间的区别来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保护下发展生产力，建国后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找到一条最适合的发展道路。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和经济市场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国有制改革、市场机制建设企业改革上。理论界普遍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主观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要使计划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正确的指导作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计划必须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就是说，计划要能起正确的指导作用，要以它的科学性为前提。社会主义要发展是需要计划价值规律，但核心还是在于价值规律的真正发现，经济计划不能只反应某一个规律，而应该是普遍的市场规律。结合实践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科学体系基本可以概括为：制度建立、价值生产、价值流通与实现、价值分配。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同时以商品为社会主义市场分析框架，结合流通方式来进行分析。另一个重要的框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研究。国家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和国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平衡和相互调整？私有制和公有制能否找到一种制度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结合？公有制和私有制谁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中的主要成分？关于私营经济的作用问题，一般都肯定个体私营经济的有益作用和积极效应，但在“个体私营经济作用是否优于国有经济”问题上，也各有不同看法。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公有制主体主要把握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私有制主要属于盘活非经济命脉型产业。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大体上有三个基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贯穿其中的是斯大林定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保护下发展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论著，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提出后，基本上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理论基点。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和经济市场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国有制改革、市场机制建设企业改革上。理论界普遍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主观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要使计划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正确的指导作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计划必须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就是说，计划要能起正确的指导作用，要以它的科学性为前提。社会主义要发展是需要计划价值规律，但核心还是在于价值规律的真正发现，经济计划不能只反应某一个规律，而应该是普遍的市场规律。关于私营经济的作用问题，一般都肯定个体私营经济的有益作用和积极效应，但在“个体私营经济作用是否优于国有经济”问题上，各有不同看法。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到了89年出现了关于改革的争论，有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趋势，但领导人及时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同时应该看到，改革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利益格局调整或再分配过程，而且是一个与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改革通过排除原有制度各种抑制效率的因素，为各个经济主体行为优化和效率提高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经济越是发展，社会成员对于制度变迁和利益调整的承受力越强，从而越是有利于改革的推进。股份制经济与“两权分离”分析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是一种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财产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财产所有权与资产收益权相联系；法人所有权与资产经营权相联系。这一思路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照，是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经济的分析以及西方现代公司法人制度。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的文化传统和理论来源之根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二是西方经济学；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对这三个方面的侧重点和立足点有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说，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为指导，正确对待并积极借鉴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和经济学方。其中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包括三个学派：一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或称产权理论或交易费用理论；二是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理论；三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对过渡过程的解释力，以及它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需求相吻合，使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上半期，成为或许是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经济理论。把时间段放长一点来看，中国经济学在继承了苏联时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后，利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现实问题，对所有制以及市场经济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不断完善所有权、国企改革、股份制企业、交易成本等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独特的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积累。也正是在标定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机的结合共同点，力求有效地进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