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三年级作文400字

回乡日记

作者：刘克阳

2012年10月11日至20日，我第二次回到永兴村。

回家的路作文300字三年级

10月11日（星期四）

晚上十点坐上K601次火车（北京——太原）奔赴原平的永兴村，那个四十二年前生活过的村子，再也不想呆下去的地方，今天又奔向那里，是有点怀念，有点好奇。此刻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家家户户下玉茭。我早跟美兰（房东女儿）约定了秋收时节去永兴。我已忘记永兴的秋天，兰妹说：“没有什么可看的，到处都是黄色。”我想象得出土地是黄色，成熟的玉茭是黄色。

从京原线1972年开通到今年四十年，我是第一次坐这条线的火车。1968年我去原平插队就是冲着这条当时还没有影儿的铁路去的，还没到原平就惦记着能坐上直达北京的火车了，但是直到我离开原平也还是没有火车的影儿。

火车在夜幕中疾驰，窗外的景色一无所知，只是在电脑里知道火车经过十渡野三坡，如今的北京人度假旅游的景区，经过紫荆关平型关两大关口，经过山西最高峰五台山，穿隧道近六万米，铁路两旁的千山万壑在黑暗中渐行渐远。明天到了原平天也亮了，看见的只能是一马平川。

我对面睡的是一个中年男子鼾声如雷，整夜不停，我一夜无法入睡，黑暗中回想起1968年12月13日在开往原平的知青专列上也是一夜无眠。

10月12日（星期五）

早上6点3分火车抵达原平，天还漆黑。下车后，在火车上结识的化肥厂退休工人孙录兵关照我说：“有人接吗？能拿动行李吗？”我说没问题。

美妞给我叫了家住永兴后沟开出租车的小李在车站接我。路上我请小李吃早饭，只看见一家开门营业的小饭铺，进去问才知道就有刀削面，也不错，踏进原平马上就吃到山西刀削面。

小饭铺只有两张桌子，有四个人在准备早饭，看样子应该是一家人，分工明确，有和面的、有削面的、有干杂活的……店铺陈设非常简单甚至称得上简陋，与四十年前的早点铺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是当年一毛五分的素面现在卖五块钱的肉面。那时候进县城，吃一碗刀削面，就等于改善生活了，要是我一个人进城，那我肯定要一碗带肉的，实际上就看见两三个小肉丁，自我安慰而已。

因为时间还早，除了我们俩没有其他人进来。我们俩一边吃一边聊，我的刀削面吃不了，拨给小李一半。店铺的伙计们听我讲北京话，抬头看看我，他们接待四方宾客，也不奇怪了，更何况当年的知青有留在原平的，永兴村就有两个女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天渐渐亮了，在车里清楚地看见两旁的景色，一路上看见玉茭都下完了，地里没有收割的人了，家家的烟筒冒出了做早饭的炊烟，我似乎闻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今年是闰月，比往年提前半个月就收获完了，没有赶上参加收获的劳动太遗憾了。家家的脱了皮的玉茭堆放在路边和院子里，金灿灿的很有特色。

进村后住在美妞（美兰）家，她哥（先明）嫂（贵鱼）也让我住他家，我还是住在这儿了。美妞的丈夫张万和今年六十岁，四十多年与土地庄稼打交道，苍老得很，从年轻就干重体力活儿，他还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病灶，已经拖了近十年没有治疗。他是张海池的三儿子，大家叫他三万和，他的妹妹和然在王家庄乡政府担任妇联主任。

中午我在村子里的小超市给房东八十九岁的邢大娘（美妞的母亲）割了七斤肉，买了一瓶酒和水果。到了大娘家门口，看见大门紧锁。大娘因病已经一年半下不了地了，她在屋里说大孙女邢燕在家呢，我们叫燕子没有人应答。美妞打电话把燕子叫回来，燕子说出去买菜忘记带钥匙，把门撞上了她也进不去。爸妈到地里捡玉茭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手机也没带着。

邢燕是十一休假回来帮父母下玉茭的，非常健谈，在北京参加她表弟的婚礼时我见过她，她很自然地跟我熟络起来。燕子在朔州露天煤矿工作，坐办公室，月薪六千元。朔州煤矿是国有大矿之一，煤炭全部外销，职工待遇高，有职称的干部月薪都是万元以上，矿领导年薪八十多万。燕子的房子，水、电、煤气、暖气、热水全部是公司补贴，自己就花饭钱。她又花三十四万买了一处有电梯的一百〇七米的房子，她的家底毫无保留地展示给我。

我们在门外正想办法怎么进去？大娘的重孙女（先明的孙女）五岁的桐桐放学回来，小桐桐自告奋勇爬上梯子从院墙翻过去，给大家开了门，真像电视里的警察一样身手敏捷翻墙入户，农村的娃娃真能干。

今年玉茭减产百分之三十，往年亩产一千七八百斤，今年不到一千四百斤。原因是夏天刮大风倒伏，再有就是下玉茭时，为了方便掰玉茭，他们点火烧玉茭叶子，好使玉茭露出来，结果一阵大风把玉茭叶杆连同玉茭都裹进火里，看着大火熊熊燃烧人们干着急无法进去抢救，眼看大火白白把一大片玉茭烧坏。前几年就有一个人在燃烧的地里没跑出来被烧死了，看来烧玉茭叶子这种农民想出的土法子，太不可取了。

10月13日（星期六）

早起帮助美妞码放玉茭，她家玉茭多，下完后还来不及码放，一部分堆在地上。她家种了二十多亩玉茭，就靠他们六十岁的老两口打理，真是力不从心，更何况万和的腰病承受不了秋收的劳累了。我和万和一起把地上的搬到架子上，堆放的玉茭四边应该码放得整齐，我没有经验，里出外进得不好看。万和熟练地码放，这是他干了几十年的活计，信手拈来，他看见的活儿也没说什么，毕竟我很卖力干。

早饭后，邢燕开车接我和美妞到原平，昨天我刚到就收到我从北京寄来的书了，书是准备送给永兴学校的，要到原平的邮局取。坐上邢燕的车很快就到了原平。

到原平后我让邢燕带我到家具店，我要给美妞买一个新沙发，她家的沙发又脏又破，是他们三十多年前结婚打的沙发。挑选了一个三人沙发一千五百元，下午就送到家里。我自己又买了一个台灯，家家灯光昏暗，我晚上看书上网无法看清楚。

回到永兴已经是中午，先明贵鱼夫妻一定让我在他家吃饭。大家一起包“几几”（永兴话：饺子），永兴人爱吃“几几”，家里来客人都是用“几几”招待。我喜欢她们包的“几几”，每个都像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整整齐齐放在盖帘上。

饭后，燕子说她明天该回朔州了，问我还要去哪里？她用车送我去，我说想去崖底村看焕灯。先明和万和也相跟（永兴话：一起）去。

十几分钟就到了崖底村，焕灯老远等着我们，她也快六十岁了，不显老，看来病也没有把她击垮，因为是肺癌，治疗后说话没有底气，很慢，声音也小。看见了她，彼此都兴奋感慨。她和丈夫李高海住在一处废弃的曾经是总参某部的营房。他们所谓的家在这座二层楼房里占有三间房子，其他几十间都空着。他们说当年给部队烧锅炉，部队撤走后委托他们夫妻看房子，他们为了方便就搬进楼房住了，就这样一住就三十多年了，至今没有个说法。自家的房子早就破旧得无法住了。

焕灯去年得了肺癌，我到她家才得知，永兴的人没有人告诉我，一路上也没有人告诉我。去年她在太原化疗了一年，因为肿瘤长的位置不好，无法手术。今年回来后身体虚弱，气短，什么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全靠高海一个人打理。

她应该今年去太原复查，她没有去。化疗花了十几万，她说好多了，不想去太原了。我知道她是怕劳累更怕再花钱。我极力劝她去复查，告诉她我会再来看她。

告别焕灯，心里很难过，正是享受好日子的时候得了重病，只能在屋子里坐或躺，一点力气也没有。三个孩子都在外边打工，很少回来。

离开焕灯家，我提议去离崖底三里地的观上水库，四十多年前去过一次，那是知青知道附近有水库，都跃跃欲试要去游泳，我奇怪的是好多人从北京带了游泳衣裤。去水库游泳的那天，村里的年轻人跟着去看热闹，他们不游泳，就想看看北京人怎么样游泳，以为肯定是了，下水吧，所以好事者非要看个究竟。回来后知青游泳成了村里的特大新闻，因为有女生穿着游泳衣下水了，这在永兴村是史无前例的奇观，永兴村保守得让我们难以想象，不吃鸡不吃鱼，女人的脚不能露，一年四季都穿袜子，幸亏永兴的夏天不热。

开车大约十分钟就到了久违的水库。水面碧波荡漾，增添了秋色更加宁静醉人。

水库旁边竖着两块石碑，是纪念1960年为修水库牺牲的烈士。

10月14日（星期日）

早饭后让先明带我去看“下玉茭机器”，我好奇想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到了后沟一家的猪场，那台像电影里看见的联合收割机一样的大机器放在门口，一只凶猛的狼狗拴在机器上，老远闻到我们的陌生气味就开始疯狂地叫，我们走近机器，它又叫又扑，着实可怕。这只忠实的狗看护这台价值二十三万元的庞然大物非常尽职尽责。

路上遇见根荣白灯夫妻的女儿冬萍，她是白灯生了明珠十七年后才有的一个女儿。冬萍长得一米七的高个，漂亮的模样和哥哥明珠不像。

根荣去世十八年了，英年早逝，白灯也于两年前去世了。四十年前他们俩的事情让我不能忘记，仍旧历历在目。一个冬天插队生全都回北京了，最后走的男生把我们知青养的猪寄养在根荣家。

那年春节后我第一个回村，一天到根荣家去“猫”（永兴话：看）猪。我路上想如果能弄回我们知青宿舍院，我可以试着喂养，不用再麻烦根荣了。一走进根荣家院，就见那头猪向大门猛冲过来，白灯急忙把门关上，那头“疯猪”疯狂地冲撞大门，我吓得不知所措，左躲右藏的退到屋里。根荣一边把猪往猪圈里轰一边跟我说话，我躲在一旁说：“都是我们把它惯坏的，在我们院里野跑，没人管。”根荣笑着没说话。我一看帮不上什么忙，更没有可能把它弄回去我来养，就往外走。一开院门，那“疯猪”一下子就窜出大门跑到街上，我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我这一来反而添乱了，根荣白灯俩口子出街好容易把猪弄回来，把大门赶紧锁了。我往回走的路上心想真把夫妻俩折腾坏了，知青的猪把根荣的院子糟蹋得不成样，那扇本不结实的大门几乎被“疯猪”撞散。

今天又去“猫”根荣那个早已物是人非的院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明珠和妹妹都另有新住宅了，老院子就存放农用车等，我仔细看着我曾经来过的院子，一点都不认识了，无论如何回忆不起当年的样子了，但是根荣和白灯夫妻的样子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回到了先明家，邢燕跟我说：“你还想‘猫’谁？我开车带你去，我下午就回朔州了。”我说到西街（泥河）看支川（李补鳌的女儿）。

支川在我们插队时就出嫁了，再没有见过她。见面后她非常高兴，她一改过去的沉闷寡语而是有说有笑。那时候我每天看见她几乎没有听见过她说话，见到我们三缄其口，跟我们很疏远，大概是因为她爸爸当大队书记，她也随之谨言慎行。

支川的大儿子博士毕业，全家三口在新加坡定居。另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硕士毕业，定居在大城市。家中就剩老两口，守在乡土不想离开。我问她为什么不去新加坡“猫”儿子去，她摇头说一点都不想去，晕车。儿子邀请他们多次都没去，儿子都跟他们急了，也不去。她说儿子每年回来探亲就行啦，她实在不想再受飞机车船劳顿的罪，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儿女过年过节回来就行了。

邢燕要开车几个小时回朔州，我们就告别了支川夫妻。

不知道丹凤怎么知道我来了，告诉美妞让我到她家吃饭。我本不想惊动那么多人，特别是丹凤家有个患重病的林海，我最不该去她家吃饭。丹凤盯住我非去不可，两次到美妞家叫我，恐怕我不去。没办法只好去她家吃了午饭。

林海很虚弱，靠在炕上没有精神，不能跟我们一起坐着吃饭，昨天刚透析回来，下星期四再去，五天一次。丹凤说一年透析自己花费在两万元左右，真是愁得不行。靠地里刨食的农民挣点钱不容易，还得靠儿女支援一些。儿女工作稳定且孝顺还好，要是儿女给不了钱，光靠卖玉茭的钱，真是难熬。

傍晚万和陪我到上街永兴学校前校长邢五金家去“猫猫”。我是想了解学校的情况，商量什么时间给学校送书去，同时想为学校做些事。走在上街的路上（我只在插队时来过一次上街），万和说：“过去我在这边当过生产队长。”我说：“为什么？”他得意地说：“这边没有人才呗。”我暗笑。

和五金一见如故，大概因为有文化的缘故。他下个月退休，现在已经赋闲在家。他在永兴学校工作四十一年，是位地地道道的老教师，一辈子献给农村的教育事业。据他介绍学校这些年走下坡路，学生才有一百三十人。学校没有任何经费，买个粉笔都要上级单位批准，学校基本是一穷二白，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五金老师对我们三大队的知青非常熟悉，和我们队的男生臧小文、曾怀信、孙祥驹等曾是同事。永兴学校我真是一次都没去过，学校就坐落在我们知青宿舍的旁边，那时候没有心思游逛，下地回来，就在屋子里不出来了。五金说起三大队的其他知青他知道好几个，那时候他常到我们的宿舍找男生玩。

在永兴令我尴尬的是老乡见到我就问我最不想涉及的年龄、收入和婚姻状况。他们倒是直截了当，我却是吞吞吐吐。

10月15日（星期一）

一天都在下小雨。街上没有三一群五一伙站街的人们了，我还自如一些，不然我一走过他们几十只眼睛就死盯住我，让我无所适从，因为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怎么上前打招呼，我进退两难。离开永兴四十多年了，人的变化太大了，当年跟我们一起干活的人都老了，一点都认不出来了，他们有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有了重孙子，更不知道谁是谁。房东家原本的五口之家，现在祖孙四代已经是十五口人了。要一一认清需要时间。

此刻人们都各家串门，闲撇（聊天），打牌，街上异常安静。

我到永兴学校找到宋新华校长，送给他十八本父亲翻译的《童年》和两套《战争与和平》，学校没有图书馆，这些书大概被校长收在他的办公室了。

跟小宋聊天得知学校这些年大不如前，学生只有一百三十人，教师十四人，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流失的原因是生育孩子少了，其次是很多孩子随父母去了打工的地方或者去原平上学了。年轻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在身边和进入一所好学校读书，能理解。

我看到学校什么体育器材都没有，问小宋孩子们怎么上体育课，他说基本不上，学校没有钱，什么都买不了，上面也不配给。我说我给孩子们买三台乒乓球案子吧。小宋当即跟体委的人联系，他们说原平没有卖体育器材的商店，只有到太原才能买，给了一个太原体育器材公司的电话，很快就联系上，谈好价钱，公司的小葛经理说明天就能送过来，从太原到永兴大约两个钟头。我让小葛带过来十二副拍子和几十个乒乓球，他说行，可最后敲定一切后他又不愿意带拍子和球了。我纳闷怎么这么做生意呀，举手之劳的事不愿意帮忙，更何况是农村学校，更应该援手相助。小宋看出我不高兴的样子说：“算啦，咱们到原平去买。”我是怕原平连乒乓球案子都没有，能有球和拍子卖吗？

谈妥明天就能运来乒乓球案子，小宋和老师们非常高兴，一再感谢我，我说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小宋说整个王家庄乡六个学校只有东泥河小学有一台乒乓球案子，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东泥河是重点小学，上面拨给他们学校的。我说这回咱们有三台了，比他们还“重点”，神气！大家都笑了。

走出学校还在下雨，我径直走到丹凤家帮她扒玉茭。林海坐在沙发上说：“你看我也不死……”我强忍住眼泪说：“你可别这么说，有丹凤照顾你，你什么都不用干就好好休养。”

有人问我去不去“猫”成龙？我说我跟他不熟，不去。老乡们跟我告诉（永兴话：说的意思）成龙当政时期把永兴整个搞“灰”（永兴话：坏）啦，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四十年前在村里就知道他的劣迹。

10月16日（星期二）

夜里一直下雨，我住的房间墙薄玻璃薄，一点不隔音，整夜睡不着。好容易凌晨四点不下了，刮起大风，风把苫玉茭的大塑料布刮得“哗啦哗啦”响，只好起来看书，没看半个钟头，停电了。

雨后天晴，秋后的太阳已经没有热度了，天气渐冷。每天各种难闻的气味充满鼻腔，看到满街“而”（永兴话：扔）的垃圾就极不舒服。

等天一亮我就起来去丹凤家帮她扒玉茭。我交给丹凤两千元补贴林海看病用，丹凤立刻眼圈就红了说：“我的眼泪都哭干了，流不出泪了。”抓住我手不放。

扒了一个钟头玉茭，美妞叫我回去说学校小宋找我，我赶紧回家。小宋说太原送货车已经出发了，两个多钟头就能到，他们又答应带拍子和球了。

乒乓球案子十一点半才到。马上安装好了，看来不错，小宋和老师们喜形于色，学校成立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乒乓球案子，学校好多教室空置着，案子分别放在教室里，不怕风雨。

乒乓球台安装好了

2008年回乡时送给小学校的滑梯

学校校长小宋一再挽留我吃饭，我坚决不吃，因为先明夫妻邀请在先，我不能爽约。小宋马上说后天到一个老师家做饭吃，他的脑筋转得快，我答应了，饭馆我是坚决不会去的。

中午到先明家吃饭，贵鱼做的各种面食又好看又好吃。这些天家家户户吃“过年饭”，吃得不想吃了，但是盛情邀请又不好推辞。

贵鱼跟我告诉说她家的烦心事，她的嘴皮子非常利落，话吐出来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上句还没反应过来，下句早就跟上了。她的四个女儿都随她能说会道，这真是做人的优势，遇事反应快，嘴上的功夫马上显示出来，不吃亏，我就不行，脑子慢，嘴更慢，有理也支支吾吾变成没理。

贵鱼说四年前她儿子租的运输车出了车祸，司机遇难了，她家被判赔偿十八万，他们首付了几万，然后每年分期交六千元，无形中增加了很大负担，成了一块心病，原本四个在外打工的女儿都会孝敬父母一些钱，这样一来都搭进赔款里了，她越说话越快，到后来我一点都听不懂了。去年我在北京时就寄给他们一千元，今天我又交给贵鱼一千元，她推辞半天，还是收下了，贵鱼叙述事情非常快，她说的话我有一多半不懂，大意知道怎么回事。农村车祸太多，没有秩序，瞎开，最后倒霉的是自己，我听到多少家人死于车祸的，大都是农民。

傍晚我去了全堂家，就是我写的《二十块钱》一文中的那个要结婚缺钱的人。如今他六十五岁了，好像也是因为车祸近几年得了脑软化的病，反应非常迟钝，对我已毫无印象，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不会主动说话，都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当年离开村子的时候全堂的儿子已经出生了，我马上想起他爸爸李巨财队长为全堂结婚那么辛苦焦急地跑来跑去，低声下气地借钱，知青没有一个借给他钱，最后问到我，我借给他二十元。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全堂老了，病了，老巨财早就升天了，真是让人感叹。我问全堂的儿子在北京中科院什么所，他说电工所。儿子浙大博士毕业到了北京，在村子里是绝无仅有的高材生，要是李队长能知道孙子在北京工作得多高兴呀，那时贫穷的他没白为儿子操心。和全堂谈话没有进展，我就出来了。

取消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制三十多年了，永兴的老老少少人仍然管王家庄乡叫“公社”，管村委会叫“大队”，管上街（一大队）后街（二大队）下街（三大队）叫“一片，二片，三片”。可见“公社”“大队”这些字眼在农民心中多么根深蒂固。

10月17日（星期三）

昨夜有霜冻。早起很冷，穿上羽绒衣和毛衣。

十点钟我和美妞到王家庄去看团团，昨天打电话联系好了，她说不能来看我，腰扭吃（永兴话：扭伤）了，动弹不了。听说我去看她兴奋得不得了。

我和美妞骑自行车到了王家庄，也是四十多年没有踏过的土地，那么陌生。

我在商店给团团买了牛奶。当年的小团团已然是个小老太太了，她和退休的老公住在一个饲料公司的简陋的传达室。公司每月大概给个四五百，他们就不回永兴了，说那里的房子早不能住啦。

团团早起就包好“几几”（饺子）等我们到来，见我们进屋就要下锅煮，我坚决制止她，不在她家吃饭。和她聊了一个钟头，她舍不得让我走，拿了十几个鸡蛋和上好的玉茭面给我。她一直送我们走出来。

插队时我到过团团家，那是他爸爸邢二治请我吃饭。她家简直不叫家，屋子里又破又烂，衣服被褥没有一件成型的，胡乱团在炕上。团团那时候十二三岁，小个子，四岁失母后就没有上学，九岁就开始干家务，他们父女俩的饭都是她做。我到她家才知道窝窝鱼鱼都是小团团作的，不好吃我也勉强吃了，非常心酸。二治叔拿出白薯酒问我喝不喝，我说喝一点。他给我倒了一小杯，喝完之后头晕，二治叔告诉我这酒六毛钱一斤，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唯一廉价的白酒。那时候胆真大，不怕死。

我说再去猫猫林魁，自从他把永兴的房子卖掉后就住到王家庄妹妹的房子里。村里人告诉我他连门板砖头、家里的古董等只要能换钱的东西都卖了换吃的。他妹妹在忻州，我还记得她年轻时漂亮的模样，让我看呆了，没想到村子里有那么漂亮的美女，妹妹对这提不起来的哥哥很照顾。林魁在外当兵的哥哥早已不在，他的几个侄子有在国外的有在上海的，与林魁鲜有往来。

克阳和老林魁 2012年

林魁老了，见到我面无表情，当年也是这样，我们经常跟他说话，他很少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如今七十岁还是孤家寡人，没有老婆孩子。他享受着五保户的待遇，每年有两千二百元的补贴，大院子里种了些蔬菜，看样子日子过得不错。

中午根荣的女儿冬萍让我到她家吃饭。他们俩口子给我做了丰盛的饭菜，主食还是鱼鱼（一种面食），看来他们还是把传统的鱼鱼当成招待客人的好饭了。饭后她哥哥明珠从原平买水管子回来，到妹妹家见我。明珠五十一岁了，也老了。

从冬萍家出来去学校，告诉小宋我又给学校定了两副双杠，让孩子们课间或体育课有得可玩。明天需要到原平汇款，小葛经理见钱后天就送货。小宋说他明天去原平汇款，我把买双杠的钱和运费二百一十元交给他。

小宋告诉我卖给我们的六十个乒乓球个个没有弹性，打不起来。我想奸商办的事真够黑心，看在孩子们的面上也不应该给这么次的球。小宋说他们到原平再买，我想回北京我买了寄给他们。

学校的副校长叫杨玉珍，对我非常热情。人们告诉我她是后街满仁的大儿媳妇，可惜的是丈夫年轻就去世了，她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

又有人问我去不去“猫”小虎？我说：“小虎是谁？不认识。”他们说是村书记，我戏谑说：“书记……更不去！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猫他干甚？就是胡锦涛住在永兴我都不会猫他。我回来就是看房东一家人和三大队的乡亲的。”我心想“小虎”若是个贫困户我去猫猫还差不多。

10月18日（星期四）

吃了早饭借了自行车直奔崖底村，上次许诺焕灯再去她家，我推掉所有乡亲的邀请再看看她。

一路上秋高气爽，非常舒服。虽然没有什么景色，但是在这么空旷的地方骑着车在现在的北京是绝对没有的，四十年前我骑车在北京的三环路上也是这样，没人没车。

大约骑了半个钟头到了焕灯家那个破旧的营房。焕灯听说我要回北京， 一定挽留我住她家，好好“告诉”。一个劲儿说：“你回去也没事做。”我不能告诉她我在这里的不适，尤其是不能上网，她肯定不能理解。在永兴八天我全是靠手机上网，才能得到一些消息。家家户户没有书本报纸（我的书和纸张都是从北京带来的），全家就守着一台电视看，我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了。焕灯夫妻生活在崖底村这么偏远的地方，很闭塞。丈夫高海能遇见北京来客，很有兴致地询问北京的情况，认真听我讲我所知道的事情，他说这比北京差得太多了，我无话可说。

因为中午答应了小宋吃饭的事，我匆匆告辞，交给焕灯一千元，嘱咐她一定要复查，焕灯恋恋不舍地看着我走远。

中午赶到学校老师郭美云家，她是李银堂（李高财的儿子，白堂的弟弟）的老婆，就住学校斜对面，小宋叫来了五六个老师作陪。郭美云家里装修得漂亮豪华，跟城里没有差别。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七八个人大概只吃了四分之一，太浪费了。

午饭后得知双杠已经到了。大家回去看了看，决定明天挖坑安装上，好让我走前能看见。

离开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润义老伴“劫”到她家，她说已经给我包好“几几”（饺子）了，马上要给我煮，我说我刚吃过饭，只能晚上来吃。她让我晚上六点准时到她家，我只能答应，赶快回家休息。

差一刻六点我到了润义家。我交给老两口五百元，表示一点心意。润义说1979年和村里根荣等四个人去石家庄买机器，办完事四个人商量说离北京那么近，去北京猫猫。他们到了北京住在北京站附近的小旅馆，每天出去逛。那时候人民大会堂开放，他们四个进去了，看见地上铺的厚厚的地毯，他们就坐在上面了，被工作人员发现说：“你们怎么坐这儿了，起来！”

到了第四天他们没有钱了，饿得没办法，回去的路费也没有，又急又饿，不知谁有知青张海平家的地址，他们到和平里找到海平家。海平得知他们没有吃饭就下挂面，润义说他们大约吃了四五斤挂面。我想应该不会那么多，一斤挂面煮出来就是一大锅。吃完饭也许不好意思跟海平借路费钱，就说想找季放，海平马上联系季放，季放很快就赶过来，借给他们一百五十元，解了燃眉之急。四个人赶紧奔火车站，火速回村。回村之后润义把钱寄回给季放。

我就像听故事一样，为那时的窘迫叹息，为他们的狼狈笑出了声，真是不堪回首，但又刻骨铭心。

回到美妞家后听说栓柱的老婆在院子里扒玉茭，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众人把她送到原平医院，说是脑溢血，需交三万元手术费，栓柱没有钱把老婆又拉回家。村子里人们纷纷指责栓柱见死不救，老婆还是栓柱从人贩子手中花几千元买来的贵州女，跟栓柱生活了二十多年，生的傻闺女整天就在大街上站着，没有人理她，很可怜。还有一个男孩在外边上学，还不知道妈妈的情况。

10月19日（星期五）

天气晴朗，蓝天白云。满地垃圾让我无奈，居然连家里厕所掏出粪便都“而”（永兴话：扔）在村口的坑中，懒得往地里送，难道农家肥如今没有人待见啦，都使用最省事的化肥。

栓柱的老婆今天早起死在家里，悲剧加上惨剧，连自己贵州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无法通知家乡的亲人，傻闺女今后怎么办？

来了八天没有洗头洗澡，我到村里的理发店去洗头，结果也是在盆里洗，跟家里一样，把我难受得要了命，既不卫生也没洗干净。我索性让理发姑娘给我剪头发，她非常认真地剪了半个钟头，直到进来三四个人等候，我才跟她说“行了，可以了。”她说五块钱，我给她十块，不让她找了，她拿着十块钱惊讶地看着我，永兴人真的不会说“谢谢”，她只是看着我不说话，一个字都没说就收下了。

我每天都要说无数次“谢谢”，美妞给我盛饭我说“谢谢”，有人请我吃饭我要说“谢谢”，乡亲陪我去串门我也说“谢谢”……他们不但从来不说这两个字，还不让我说，似乎他们觉得不好听似的。

我后来得知这个理发的女孩是全和与买来的越南女人生的孩子叫越梅，据说她妈妈——越南女人非常能干，在永兴也生活了近三十年了。

在农村的买卖婚姻现象常有，我曾在电视两次看见原平公安系统打击人贩子的报道。但是我在村里看见不管是贵州的还是越南的女人在这里已经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不再回她们的家乡了，甚至跟那边没有任何联系。当然也有骗婚的，结婚几个月拿了彩礼钱逃之夭夭，越梅的妈妈是唯一留下来的越南女人，人是有感情的，不是动物，在永兴的男人家结婚生子，不想分开了。

到学校去，几个男老师已经把埋一副双杠的两个坑挖好了。我说孩子们小，最好再挖深一些。露出地面的部分是一点二五米高，安全第一。宋校长和老师们早比我想到前头了，他们已经定好了合适的高度。

一个老师拿出打火机测量双杠是否平行，真是好办法。打火机里面的汽油泡在中间就行了，代替水平仪了。很快双杠安装好了，真是旧貌换新颜。

克阳和永兴学校老师安装双杠2012年

孩子们新奇地围着双杠

丹凤跑到学校找我吃饭，我真是不想再去她家了，没办法逼着去，强人所难是我不乐意的，可无论如何推辞不了。丹凤叫上五金老师一起去她家吃饭。

丹凤告诉说今年初林海的情况不好，听说解村有一个女巫医能治病，她就带着女儿去了。那个巫医胡说一通，让她们母女俩跪在地上作揖，她们俩在地上足足跪了一个钟头，等女巫医念完经才起身，跪得肩膀和腿酸疼，先后交了一百五十元，幸好骗钱不多。我问为什么找巫医。她说别人介绍的，说她可神了，乱投医目的就是想让林海好起来，听完她无奈的述说，我的心里不是滋味。

晚上又听到一个惨痛的消息，上街（一片）邢海卫的儿子二满满在朔州煤矿开车拉煤，被塌方的煤埋在底下，同时遇难的有其他三辆车，一共死了七八个人。二满满的年轻妻子怀着孕，孩子成了遗腹子。

一些曾在永兴插队的知青朋友还有其他地方插队的知青朋友听说我一个人回村，马上露出惊讶的神色，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地方能去吗？怎么吃住呀？怎么上厕所呢……你一个人去不害怕？一连串的疑问……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四十多年前那么困难的时期都能在那里生活，现在还能有什么问题呢？但是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和那时候没法比。”这句话的解释应该是什么，现在好那时候坏，还是现在坏那时候好……我知道他们最大的疑问就是三个字“安全吗”，我更没想过。也许有些人觉得我太没心没肺了。可我只想回到我曾经住过的地方。

村子里一家出事就是新闻，一传十十传百。美妞家每天不断有人串门，闲聊，传播新闻。因为我在，他们不好意思打牌，等明天我一离开永兴，美妞家就是打牌的“据点”。整个冬天就这么消磨过去。

永兴人串门是一项重要活动，几乎人人都在家里呆不住，不是在大街上站就是串门“闲撇”（永兴话：闲聊）。人人串门都是推门就进，就像进自己家一样，我从不习惯到适应。我去过八九户人家，发现家家没有一本书，更别说报纸杂志了，大多数人家连张纸都找不出来，想给他们留个电话写个地址都束手无策。

10月20日（星期六）

早上学校小宋校长叫侄子开车送我到原平汽车站。十几个乡亲送别，叮嘱我下次再来。

给美妞留下一千元放在我睡觉的枕头底下。三年前也是为了补贴她家买农用车给她寄了一千元，要不然在下玉茭大忙季节老要跟别家借车用，秋收家家离不开车，自家没有车太不方便。

校长和申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原平汽车站，不然我根本拿不动那五十多斤众乡亲送的小米、核桃、枣、黄豆、花豆，金针、瓜子等等，美妞还特地到下王庄给我买了那里出名的猪蹄子让我带回北京。

我放下一些东西给美妞了，实在拿不动。那个行李袋我一点都提不起来。幸亏申老师让在北京中关村卖电脑的儿子接我，我才答应拿这个大行李，就连大巴司机帮我往行李舱里放时都费劲得直咬牙。

下午三点半到达北京。大巴开得非常平稳，一路走的高速公路，汽车飞快前进，我始终弄不清经过山西哪些地方，只看见沟沟坎坎的黄土高原，还看见一个从代县上来的女人，坐在我后面的座位，路上接过三四个电话，听见她说一口北京话，和她交谈得知她也是北京知青，留在代县工作几十年了，她告诉我生活非常好。

在大巴上一个定襄女孩要到积水潭医院探望准备做手术的姐姐，打听怎么去医院，车上的人都说不清楚，我告诉她坐公交不方便，你拿着大行李最好打车去。

到了六里桥长途车站，申老师儿子小强来接我，我们俩到地下取车，在里遇见那个定襄女孩，我吃惊地问她：“你怎么跑这来啦，我刚才还在找你呢，想捎你一段。”她说遇上一个司机把她带到这来的，我让她跟我们上了小强的车，一直开到雅宝路我家附近让她下了车，指给她44路车站，告诉她坐到积水潭后怎么走，她非常感谢。

我送给小强两瓶红葡萄酒作为答谢。

（回到北京后赶紧买了红双喜乒乓球寄给永兴学校。不久我给校长写信，问道孩子们是否喜爱打乒乓球，校长告诉我因为怕耽误学生们学习，乒乓球台都锁起来，不允许孩子们玩了。我无语。）

作者1972年

作者：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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