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全4册）》读后感2600字

大明最后的改革家：张居正

政治改革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活力、危机、矛盾、血腥的一段进程。秦朝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王莽新法中途夭折；王安石变法开启神宗时代的一页；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改革中，不仅仅是制度的变更与完善，更是充满了思想的斗争、权利的斗争、生死的追逐。改革的成功似乎需要达到某种默契才能成功，君王与大臣的默契，君王与时代的默契，大臣与时代的默契，一场改革注定是多种默契结合的结果。明朝历史上出现的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并不多，朱元璋和朱棣算其中，其余大多碌碌无为、贪财好色、荒淫无道之辈。张居正所出现的时间刚好赶上了时代——混乱、腐败、国力衰微。因为改革的发生往往处在动荡不安、积贫积弱的时期，这促发了改革的原生力。有危机才有转机这句话实在是至理名言。与其说是历史选中了张居正，不如说是李太后选择了张居正。当权者的选择注定会对历史产生非凡影响。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李太后选择了张居正，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并不是一个冲动的选择。李太后虽然是一个女性，但是她绝非一个单纯、头脑简单的人，我觉得如果她的欲望再强一点或许可以成为比肩武则天或者慈禧的人物。但是在性格上她更接近于孟母，她是一位有着和普天下母亲拥有一样愿望的人——相夫教子。相夫没有机会了，丈夫因为纵欲早逝，于是生活中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教子上。她自己显然不然教，因为她朝政之事一窍不通，她有的是一种超人的眼界和非凡的见识。上天只给了他两个选择——高拱和张居正。张居正年轻帅气、温文尔雅、学识渊博，这些特征与丈夫更加贴近，在感觉上确实张居正更占据上风。但是显然不是相亲，这可是政治，稍有不慎便会给自己家族带来灾难。抛却诸多的因素，历史最后选择的是张局正而非高拱，原因就是这两人给太后和皇上的安全感不同。高拱为人跋扈、盛气凌人、专断，作为首辅权利熏天，这种骄傲自矜甚至表现在言行中，看不起太后和年轻皇上。作为当权者，最怕的不是手下人碌碌无为、贪赃枉法，最怕的是不忠心，对于自己权利最大的威胁就是不忠。如果让高拱继续担任首辅，以他的权势和性格，势必会把小皇帝架空，这种顾虑应该是李太后最大的担忧。然后，张居正为人谨慎、谦虚、低调，在朝廷上不结党营私，而且名声较好，对皇室尽职尽忠，暂时没有不忠的表现。而且，冯宝的“添油加醋”也加强了太后对他的信任。所以李太后的选择并不是一时情绪冲动的选择。总算走到了想要的位置了，但是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李太后可以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拉上来，照样可以一把把他推下去。因此，继续赢取太后和皇帝的支持这必须贯彻到底，否则所有的改革都不能顺利进行。张居正改革的手段却不比他的性格那般温和，这足以说明他之前待人的温和是一种伪装，他的性格是一种雷霆性格，不惜代价，不惜任何一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秉承“治乱须用重典”，他摒弃了孟子“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他先是拿百官下手——整顿吏治，创考成法；后来又把矛头指向税收，征收子粒田税，清丈全国土地；任用实力干将加强边关守护；兴修全国水利等等。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举措，也扭转了王朝的颓势。值得一提的是，张居正在任人方面确实独到眼光，他大胆任用循吏，这些官员都是些干实事的人，他们虽然本身有些毛病，在任上却做出了不俗的业绩。金学曾、潘季训、殷正茂、戚继光等等这些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员。在用人方面不能过于苛刻，所谓人至察无徒，刘邦、曾国藩、张居正、曹操、刘备他们的用人之法印证了这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就能看出海瑞和张居正的区别，海瑞的处事过于刚，这和传统的儒家思想紧密不可分，“道不同，不相为谋”，将君子和小人绝对的区分。其实儒家把人分为小人和君子本身就是有问题，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就相辅相成，和小人对着干就是多了一堵墙，换种逻辑，既不和小人同流合污又不和小人撕破脸皮，有时还能因为某些事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各取所需，有何不可？尤其是在政治上这种复杂的生态。换一种逻辑：既然你愿意为自己信仰去死，那为什么就不能再一些事情上妥协让步，这些让步其实并不违背信仰，如果站在大局上看待：一味刚硬是一种器小的表现，因为他关注的一直是自己，关注自己的想法，从没有去考虑过他人的想法。终究到底还是缺乏一种隐忍，我欣赏郑板桥那种刚强不屈，但我更欣赏曾国藩、张居正那种隐忍和权衡，他们往往能够站在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情绪，权衡利弊，最终实现的目标。作为改革的风头人物，张居正显得特别克制，生活起居、家教家规都让人抓不到一丝问题。“夫祸患常积于忽微”，从张居正身上才感受到了这份谨小慎微的缘故。改革一切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张居正提出的方案几乎被太后皇上全盘接纳，百官阻扰、仕林非议、巨室都不能阻挡这艘大船浩荡前行。张居正这样的人物他不可能没有读过商鞅变法的历史，对于死后的清算他应该早就预料到了。按照常理，人都有趋福避祸的本能，张居正也应该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却依然没有为自己留后路。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看淡了生死荣辱是因为有一种东西比这些更重要，那就是初衷，大改革中，他不止一次表明自己的心迹。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早已显露出来，所以他断没有全身而退的行动。伴君如伴虎，老虎终究是猛兽，发狂起来毫无人性可言。况且这还是张居正惹过的一只大老虎。很多人认为造成张居正死后悲剧的是“曲流馆”事件，那次重罚给皇帝造成了心理阴影，作为皇帝，张居正的做法让皇帝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这不能说是根本原因，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万历皇帝并没有作为明君的潜质和特质。古今明君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们虽有情绪但是始终还是理智的，万历皇帝后来的一系列做法简直是在报复，这种心胸狭隘之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不合他口味都是错的。他贪财少有大志，容易被人唆使，尤其听信宦官，为人非常任性。这难道是他自身原因造成的，是什么造成他这种狭隘、自私、残忍的性格。仔细分析，当皇帝时万历才10岁，放到现在一位10岁的孩子能做什么事情？而且当时号称“铁三角”的李太后、冯保、张居正对他的监视和管束特别严，没有自由，有的是枯燥无味的生活、处处限制的生活，张居正在位的10年他其实是一个摆设，他并没有任何的成就感，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能有健全的人格？伟大的目标？总记得初中历史书上一句话历史是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张居正的生死荣辱看似偶然，实则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