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读后感1900字

原以为是一篇类似《谷物大脑》的学术研究作品，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医生。由于对于衰老与死亡话题的兴趣和好奇开始阅读，才发现像是读优美的文学作品，语言精准深刻，讲的故事根据作者论点的需要分段穿插在全书中，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合上书再看衰老与死亡，不禁想想我们是否能撇开误区，做到最好的告别。

人的一生，在青壮年的时候达到顶峰——身体机能的各项都处在最佳状态；然后衰老发生了，它是逐步靠近我们的，最初我们毫无察觉，只是孩子们离开我们独自闯荡，我们回归了自己的生活——为自己而活，这时的我们不需要通过争夺家庭控制权而获得生存的价值，不需要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的意愿，完全掌控着自己的生活；然后，疾病侵袭或者器官老化，生活逐渐不能自理，需要照顾和协助，获得的能力逐渐丧失，很多人寄居在亲戚家或者养老院，如果能控制住自己不干涉收留者的生活，还能和谐相处，否则会引发更多的家庭矛盾；然后生命进入最后的阶段，连衰老也即将接近尾声，死亡前夕，医疗设备连在自己身上也无能为力，在人间苦苦挣扎，直到停止呼吸。“衰老就是不断的丧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人在壮年，如何能理解有一天自己理所应当拥有的能力化为乌有？又如何能坦然与建立了这么多联系的世界说再见？

什么是最好的告别？在衰老的最后阶段直至死亡，除了为不能掌控自己生活而感到悲哀，除了病痛和老化造成的切肤之痛，除了医疗给亲人和自己带来的太多负担与痛苦，是否还能尝试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延续自己有价值的生命？ “对疾病和老年的恐惧不仅仅是被迫忍受对种种丧失的恐惧，同样也是对孤独的恐惧。”

美国是老龄化大国，他们的养老制度相对完善，充满了无数可能性。其中的辅助生活，虽然在推广上困难重重，但其小范围的成功仍有很多值得欢呼的地方，让人欣慰。在医患矛盾如此尖锐的中国，要推行辅助生活的养老制度恐怕很容易流于形式。家人能够给予的帮助也是十分局限的。主观上，首先，文化里对于死亡的避讳让这个话题难以启齿，甚至一旦提起便是不敬，好像不提就可以避免其发生一样；其次，人们对长寿的执念，当效仿美国医生问起“什么对你最重要”时，不惜代价尽可能地延长寿命恐怕是大多人的选项；最后，中国的熟人文化让人们普遍难以充分信任医生，而医患纠纷广泛存在也让医生难以充分信任患者。客观上，一方面，医疗工作者不足，技术上尚不能满足病患的需求，人口众多无法每个患者都面面俱到提供无微不至将心比心的关怀；另一方面，人文关怀远远不如仪器治疗能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因此不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其中，正如作者描述，与患者及家属反复讨论交流所耗费的心力远超过给他开一张化疗单，后者显然来得更快更有“效率”。

在医患关系的精彩分析中，作者的观点是解释型>资讯型>家长型。解释型是理想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医生和医患关系也十分难得。我国上世纪的医患关系还是家长型，医生利用信息优势充当家长，一言堂，不解释。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社会对医生群体的仇视，医生“大家长”的形象深入人心，冰冻三尺促成了医患矛盾的“一日之寒”。于是，现在很多医生明哲保身，愿意推行资讯型关系，即医生提供数种方案，让患者自己做决定，好处是患者即使不信任医生，也能进行医疗决策，问题在于对于医生提供的方案患者能否充分理解、对于风险和后果有没有充分的认识很难说，除了患者及家属也没有人为此负责，可以说完美回避了医生责任，也减少了沟通成本。这种关系的盛行，说明其适于当今国内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环境。而解释型，建立在医患相互的信任之上，即医生充分了解患者的价值观，熟悉每种治疗方案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将治疗后可能的景象进行描述，患者在知悉后果的情况下与医生共同做出决定。这种关系，更能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纠纷，充分考虑患者的需求和权益，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作者父亲的案例生动阐释了这三种关系，解释型最能促成医患信任，也最能促成明智的最优医疗决策。然而这种关系对医疗工作者要求很高，推广起来更为困难。

“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当我们仅仅想象自己有一天一无所有——那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我们所获得的都弃我们而去——就足够让我们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在读这本书的期间，我有时走出地铁站，在洒满夕阳的路上，情不自禁感叹年轻真好。恐惧死亡是否是一种本能，作者说“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但是如果这么想，就不是。” 不失为好办法。

强推给思考人生意义的人们，或许有更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