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读后感6000字

解读：许倬云《说中国》（一）

一、开篇寄语

我一向喜欢以问题为导向而读书，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读这本书？始于前段时间在聊《史记》的时候，突然与朋友谈论起了“炎黄子孙”的真实本质，蓦然发现，对于中国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从何而来，到底是谁等问题，我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追问过，而我们读历史，经常会陷入到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中，对于我这样一个追求“硬知识”（ 所谓“硬知识”，是能改变你三观的知识。比如亚马孙雨林中某个原始部落有什么奇异的风俗，话题再有趣也只是个谈资而已。如果他们那种风俗能让我们获得对人性和世界本质规律的一个洞察，乃至于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或自己，那才叫硬知识。爱因斯坦说：“我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能谱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都只是细节问题。”）的人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状态，因此，许老的这本书，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再次声明，“炎黄子孙”话题只是发起读此书的契机，而非借此书重提辩论结果之事（此书也并未完全支持我自己的观点），下面开始。

二、作者简介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三、前言

中国这个地方，与欧洲、中东、南亚等地域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他这些地区，尽管曾经也出现过共同体，但却没有中国如此持久不衰，而反观中国，不仅自古延续至此，而且一直有一个坚实的核心，并以这个核心为原点，不断地外扩，又不断地内拢，且它的文化内容本身能够在不断地调适过程中更新。中国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模式的广泛进入，才自我限定为“国家”，但这个所谓的国家本身，又确实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而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的观念里，中国本身更多时候说的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它是一个没有边界概念的世界，也就是普天之下的一切所有，古人称之为“天下”。这里面存在有中国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因素，但反过来讲，又其实包含了中国人的开放心态，并没有试图把自己与世界割裂开来，我们自己就在中国这个天下里，天下都是一体的，全天下都是我们“中国人”，尽管这个天下比真实的世界要小得多。这就是体现了一种辩证性，一方面，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天下，实为井底之蛙，另一方面，这井底之蛙的看见的世界虽然小，却胸怀宇宙，把这口井当做整个世界来看待，不区分你我，一切在井里的鱼虾蟹贝，只要你认同了我的观念，咱们就可以和而不同。

相比较与其他文明，中国虽然长期以儒家为核心意识形态，但因儒家不具有一神教的排他性，有多元并存的空间（儒释道长期并存），外来文化能够纳入我之中，我也可以对外释放文化模式，它能够兼容并包，不断更新；又没有像印度一样被种姓观念而造成的阶级割裂，社会上下能够流动，易于内在的调适而不至于走向僵化不可调和。作者认为，能够长期维系中国这个复杂而庞大的共同体，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可能是经济，各地物资交换频繁，构成了庞大的市场交易网，网络之中的节点互通有无、互相依赖；第二，虽然皇权的长期统治，但从秦汉建立帝国制度以来，打破了贵族制度，阶级之间没有固化，这恰恰是出于皇权统治所出发而导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了我皇帝老儿，你们不管是官是民，都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三，中国的象形表意文字，它是一种视觉符号，能够打通因各地语言不同而造成的地域区隔，且能够保存文化本身。

整本书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通过考察其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观念这四个变量如何通过共同建构、相互作用而使得“华夏/中国”作为一个“天下国家”不断发展演变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是一个没有严格地理边界，只有文化边界的国家，这是由古代中国面临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的。“天下国家”发源于商周时期，发展于秦汉时期，在隋唐时期到达巅峰，在明清时期走向衰落。她就如同一个血肉之躯，走过了一个生命的历程。

四、先秦以前的中国

我们首先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人，称之为某某人，比如、中国人、乃至于我们这个人类属“智人”本身，到底是以什么为边界的？是地理位置？还是血统、基因？抑或是其他什么？如果是地理位置，那是经常变的，东北人到了海南，应该叫什么人？如果是血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北人与海南人结婚生的孩子，算哪里人？如果按文化，一样如此，人与人之间会因为互相的流动而相互影响、互相学习，在南方也能吃到东北的酸菜馅饺子。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某某人，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经过不断互动之后，在某一个时期所形成的总体相，因此，我们讨论所谓的某某，不应该以一个固化的静态为边界，而应该以运动变化的历史观去看待，看它的变化历程，而不是武断地判断一个结论。

1.新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分区Ⅰ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Ⅱ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 Ⅲ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区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大体区分为三个大板块，Ⅰ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在中纬度的中国北方，以耕作小米为主；Ⅱ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 ，以耕作水稻为主；Ⅲ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以采集渔猎再到游牧为主。此三种生产方式构成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同一类生产形态，文化面貌则基本相同，于是乎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因此，在作者看来，人类的族群的划分，往往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作为认同的文化基因。比如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需要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到了晚上则需要升起篝火，因此被称之为“狄”（意指带着狗在火边围坐的人群）；又比如夹带长弓的渔猎族群，则被称之为“夷”（意指一个人拿着弓）；再比如种植小米的人，往往刀耕火种，被称之为“烈山氏”、“神农”，周人的“周”，就和“田”字差不多。而人类始祖从非洲起源，在五六万年前进入欧亚大陆，在几万年的迁移过程之中，为了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分别有不同的演化，各地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如东北的红山文化、南方浙江的良渚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一些大的文化共同体在长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会对周边地区形成控制力，会逐渐抹去不同族群之间差异，进而使其形成了新的族群和认同感，因此成新的民族。

中国上古的历史传说，可以理解为浓缩的集体记忆。什么意思？比如五帝，其实指的是共存的不同的族群，而黄帝通过战争取得了这个地区的主导权。于是后世中国人都自以为是黄帝后人，然而，对于太昊、少昊、颛顼的记忆，晚到春秋时代，都还存留在河北、山东地方的集体记忆中。那一位与黄帝斗争最激烈的蚩尤，在传说中一直是个负面人物，可是在汉代山东地区的传说中，蚩尤还是一个“兵主”—也就是战神。

那么在历史的变迁之中，上述的几个古文化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交流融合，但却也逐渐地衰败，而黄河中游的庙底沟文化却稳定发展，取得了领导地位。夏文化，很可能就是在此基础发展起来的。

2.夏商周时期

我们常说的“五帝”系统，最早是在渤海周边的的族群，由于气候的转变而发生迁徙，有一部分南下进入汉水流域，成为后来的楚；有一部分则西移到豫皖一带。而黄河沿岸，从关中到郑州附近，一直存在一个文化，没有前面几个大文化那么昌盛，但由于黄土台塬的特殊性，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抵抗力较强，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化非常稳定，那么“五帝”系统的迁徙到黄河中游的这一支，就与原来黄河中游的这一群原住民发生了遭遇，并将其自身的文化融入到此文化之中。著名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被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是夏代的首都。文化上，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了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还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地理上，族群活动范围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运城的平原，这一个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也是夏商周的这三个复杂共同体的基地，从此之后，这片平原一直是中国的中心。

我们尧舜禹的时代，就发生在这个大型文化衰败而迁移融合的时期，也发生在这一个地区内（尧舜禹在今山西、河南地区）。尧舜禹，其实更合理的状态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权接续，而是同时并存的部落联盟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内由各自的族群实力决定了谁占主导权。这个大型的共同体，由于生产力稳定而逐渐强大，相对于中原以外的族群而言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因此可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所谓的夏，就是这样一个由大禹所建立的夏后氏所执掌的模糊政权共同体。

到了距今3700年左右，商人代替了夏后氏，建立了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该在渤海地区，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很可能也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向中原扩张之后取代了夏后氏。商王国的疆域则大于夏，超越了黄河中游，能够代表后世“中原”概念的范围。商王国主要治理各地的方式是一个“同心圆”布局，即所谓即所谓“内服”、“外服”、“五服”、“九服”等。“内服”商人本族活动的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臣服于商族的部落，大都是在商王强大的军事征服下结成的臣属关系，接受封号，表示对商王承担义务，商王承认附属国的所拥有的土地和臣民，但总体关系较为松散，商对各附属国控制力有限，各附属国除需要尽一些义务外，有很大自，甚至还经常与商发生战争。商通过成熟的文字系统，垄断占卜神权以强化王权。

西周本位于偏远的关中地区，是受商人号令的小国，毗邻河套地区，采取牧羊和务农两种生产方式。姬姓的周人与西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经过自身经营逐渐发展为中原以西的一个盛国，逐步具有挑战商的力量，最终通过战争取得了中原的。牧野之战后，周人开始考虑建都的地方，除了“大邑商”的观念之外，周人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念，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周人把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在商统治的逻辑基础上，周修改了商的内外服制度，开发出了分封制。分封制又称封邦建国，是在保证王室强大的条件下，将宗族姻亲等分派到各地，广建子国，用以巩固其统治的一种统治制度。周王把土地人民封授给诸侯，建立诸侯国。各诸侯国必须服从周王的命令，重要官职的任免要呈报周王批准。有的国君还兼任周王的卿士，以示臣服关系。

因此，“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 “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于是，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实际上所谓的“中原”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向四周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夏商周板块图。有学者认为，商人、周人的后代都把“夏”理解为“天下”和“王土”，当作“中国文明”的代名词，与“夏板块”居中的位置有关。

3.春秋战国时期

还是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化(其实人本身还是需要稳定性的，并没有好坏之分，绝大多数互相的挤压和冲突，缘起于生存环境的变化，谁也不是天生的就喜欢战斗），西周西边和北边的地区人民，开始东迁，因此关中地区一方面在冲突之中，进行了融合，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压力，迫使一部分人继续往东挤压。而此时之西周，随着数百年生产力的发展，由周制所建立的稳定的阶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下层人员累积财富逐步进入上层，这个上层建筑内部，周制已经无法调适，面临着分化的危机，在太子外家申候与犬戎的内外勾结中，西周覆灭，周平王被迫东迁，王室没落，不得不依靠东方各诸侯国，从此，东方诸国纷纷开始各种嘚瑟起来，自作主张，互相争权，遂进入春秋时代。

由于数百年的分封制的开展，周朝内部已经小国林立，但在争权的过程中，中原地区逐步整合成几个大的集团。随着齐恒公打出“尊王攘夷”口号之后，各大集团为了能够更好地获得中原霸权，一方面进行互相的博弈，另一方面则向自己的后方进行拓展以增强自身实力。所谓夷狄，并无严格界限，今虽他者，他日纳入我中，便为我者。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大势力的相互争霸，从整体上看，是将中原的势力不断地外扩的。正是在这一个乱世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终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也落实了诸夏中国的演变历程。而在此政治整合的过程之中，由于人口的高强度流动，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萌生了商品经济。文化更无须多言，众所周知，先秦诸子的思想，百家争鸣，甚至于奠定了整个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石。

ps：

华夏：“华”是华美，夏”代表的是西方的夏后氏，周人以偏居西方的小国，挑战中原的商人；他们遂攀附商代以前的夏后氏，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建立政权的合法性；

中国：“国”乃“范围”，范围之内的地区，就是“国之中”，简化就称为“中国”。先秦时代，“中国”一词使用的定义，大致而言，“中央地区”的意义远比“中心国家”为常见。西周初年的何尊，其铸造的时期离西周取商而代之的时间不太远。何尊的铭文就用了“中国”一词以说明西周以中原为本土，而洛阳一带正是当时的核心地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