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精装版）》读后感3500字

不做笔记了，写下读书的感想。（想到哪写到哪，以后有机会重新组织）

全书，我读的最有意味的的是海瑞、李贽两章以及附录后的一篇文章。

尤其是最后一篇文章，虽是概括性阐述，却已又是作者十年后的悟得的，反而更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读书有两处感触最深。

（一）先记海瑞这一章。

海瑞一节吸引我却跟海瑞这个人没关系，吸引我的是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关于明朝民间底层的经济生活和司法等等具体的案例。

书里表述的似乎都是商品经济、小农破产的场景。

然而，读书的时候就在想，民间商业里面似乎存在两种主要的、截然相反的力量在拉扯。一是货币国家政策对发展商业的不利；二是低效的政府往往无法将自己的行政命令传达到底层，按常理多少给了底层更大的活动空间。

一方面，明朝因为缺乏货币（纸币滥发没有信用，铸币不足）导致货币通缩，利率居高不下。加上朱元璋的压制商品交换，奇葩的实物税收不仅导致民间商业发展的限制。同时另一方面，这也注定政府也难以从社会高效率的掠夺（这是我推想），再加上皇权对文官体系的打压，上层对底层的行政干扰有限，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扩展。

这样的底层社会，在经济生产生活中处在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对抗，常理推测应该表现出更加丰富的特性。

其中，官方力量在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的缺位，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必然会有民间力量补充。明中期赵子明贩丝到日本，后被查获所谓私通吕松、暹罗，但可见政府的正因为缺位留出了更适合商业创新的空间，这推论应该是成立的。更不用说晚期商人出道的郑芝龙可以以一家之力能与荷兰一国对抗，也许就是实例，遂才有了后面的郑成功的故事。

而且，明后期的民间文学、小说的发达也从侧面反映了底层商业和文化的活力。从文化的演变来说，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基本上都有把一种体裁发挥到极致。比之清的烧冷灶，明在文化领域兴盛的多。这对比清朝的文化钳制，明底层或许正因为上层官僚的低效反而获得更大的空间。

今天留下的古镇其建筑样式多起于明，南方的园林多起自于明，更不要说明朝的家具。与之相比，清基本上在各个领域只能有样学样。这在博物馆的个式馆藏对比，再明显不过。

然而，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荒唐，清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勤勉。这反差，似乎正要同第二个读感有关。

（关于这类底层民间的经济生活状态，却少有好的历史之类书可以觅来读读。切将上述的疑问留待以后推敲。）

（二）

对比明清的反差，似乎一个无作为、效率低下的统治集团却创建出更有活力的底层文化和经济生活（纯属揣测，需待求证）。所以，有时在想，这是否也正说明一个道理：一个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体制是缺乏自我进化的的创新能力。

而本书，作者的“大历史观”，似乎是在说“明”政府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高效的政府和文官体系，皇帝与文官的对立破坏了本就不十分稳固的信任基础，以道德作为价值取舍无法建立普适的社会管理依据，进而导致明朝最终的崩溃。

也许习惯于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全书反复试图去论述一个解决方案，这也许是我们回顾历史普遍的思维方式。

也许作者指出的现象不无道理，然而提出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感觉只是一种是一种表象，是同一问题的不同现象之一。你不能把一因导致两个现象，在挖掘不出真正因的时候，把一个现象说成另一个的原因。这是一种后知之明的认知错误。

书中总结而论，传统中国社会的问题，源于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没有成功的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这是题眼，这个阐述非常有见地，但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

个人意见，从来以为，古代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体制结构，早熟的政治智慧和特有的文化现象，，在维持稳定、文化同化（包容并蓄）和对大一统的向心力上，无出其右。

放眼世界，两千年能延续这么大一国——虽有往复，不能不说是一奇迹，当然也是我们某种幸运。

治大国如烹小鲜，注定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从对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其对效率的牺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除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功。

只是这样的制度，因为追求自上而下、中央集权，注定其缺乏一种自我进化的活力，很容易随着一个王朝统治日长，官僚及分利集团不可避免的越发臃肿。弊病、风险、脆弱性不可避免的越积越多，渐渐的，越来越禁不起意外的冲击。更不可能对社会生产力和出现的新情况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继而每两百多年打破一切再造乾坤的来一次循环。

而希望在这样一种体制下，试图建构一种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更不用说是那个时代。

这不仅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在任何时代都不是能容易解决的，不是一人或者一个集团有能力处理的。文官系统因为代“代理问题”担不起这幅重担，而苛求苛求张居正、申时行、万历，也不现实。

反观西方的历史，回到本书来来捋一捋。

书中我最喜欢的最后一章，看到其对威尼斯到荷兰，再到英国的历史变迁，叙述相当精彩。其中，关于上下两层的制度联系，说到目前人类历史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书中提到的，斯密指出的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这也是非常精辟的论点。

先抛开怀疑，假设这套框架真的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幅员辽阔、人口远超西欧、社会如此复杂多样的一个大陆型国家。然而框架之下，必然其细节和具体实现必然复杂和细节繁多。

这样一整套系统不可能自上而下的生成，必定是方向相反的，自下而上，从底层一层层长长成。

学者或是历史学家，他们的一套理论往往都是从已然发生的历史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相反，能借一种理想、一种理论，推及到现实、行于当下。

所以，从西方历史的演变，回看它们形成的不一样的路径又是怎样。

西方的文明，起源于城邦，国多且小，且混乱而杂。因为没我们的政治早熟，更不可能在早期形成有效统治。而这，反而表现出极大的进化多样性、迭代发展的优势。

威尼斯创造出商业文化，发明了号称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复式记账法。知道威尼斯形成的历史，就知道其城市的形成演变是多么具有偶然性。公元四百多年，拜西汉帝国驱逐的匈奴所赐（还有其他的蛮族），西罗马灭亡。一群罗马遗民走投无路，在不能生长任何作物的泻湖硬生生成就一个城邦（这段历史是早前读到一篇文章，需要考证），演化了一千年，才成就以商立命的文化和政治体系。

再看看书中的介绍：“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

历史读的越多，越会怀疑什么偶然蕴含必然这种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宿命论的鬼话。越来越相信偶然（绝对的偶然）在人类文明中起到的的不可估计的推动作用。

我们常常分析一件事物的发生归结到多种因素的聚合，而聚齐这么多种因素，往往偶然性大于必然性。从概率论而言，要让这么多偶然条件的一起出现，必然要提供足够大的样本，提供多样化的演化条件。

而我们大一统的文化，虽然取得了那样的成功，却孕育不出如欧洲地理、人文的多样性条件。

我们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还缺少一种灵活性和对风险的适应性，往往表现在应对危机的反应不足和历史问题越积越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李贽说的“文”和“质”的循环往复。

缺乏对风险的适应性，常常导致好不容易形成的一些经济、哲学和文化的成果，还没来得及继续发扬光大，就被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一把推翻在地，再重新长一遍。宋如此、明也如此，而元和清真的是乏善可陈。

相反，欧洲的现代文明发展，却成功在一种自下而上的进化和多样性。威尼斯太小，不具备代表性，唯一可以对比的是英国。书中说英国：“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

可见，英国开始发展就建立在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成熟的政治文化。而这样的社会，却有一种天然的灵活性，孕育了创造了现代文明的可能。当然这种体制最大的问题是“稳定性”不够（书中也提到）。然而，稳定性不够又有什么关系，整个西方世界体的进步无所谓一个国家的衰落，就像经济的良性发展必然建立在无数企业倒闭和无数新办企业的出现的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环境中。

最后以从一篇文章中读到哈耶克的“适应性效率”结束书评：“尽管西方社会的秩序作为一个整体，似乎不如官僚制度甚至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的统制理性和井然有序。但正是这种去中心化的多样性社会网络，促使西方成为创新、自由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