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读后感17500字

喜欢这种提纲挈领形式，看完有了欧洲文明的big picture 。对欧洲国家，教以及语言的演变有了大致的了解。
印象最深的是欧洲繁荣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文明发端之初，它的组成元素有三：
1.古希腊和罗马文化。
2.教——犹太教（犹太民族之宗教）的一个奇特分支。
3.对罗马帝国进行侵略的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
--现代文明的源头：古希腊
如果我们去找哲学、艺术、文学、数学、科学、医学以及政治思想的源头，所有这些智识，都会把我们带回到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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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比希腊人更骁勇善战。他们用来治理帝国的法律比希腊人高明，对打仗和治国方面都极为有用的工程建筑，水准也在希腊人之上。可是，在其他方面，就连罗马人也承认希腊人比他们高明，心甘情愿地卑躬屈膝、复制仿效。罗马的精英分子除了说自己的母语拉丁语，也会说希腊语；他们把儿子送到雅典上大学，要不就雇个希腊奴隶在家教小孩。因此，我们谈到罗马帝国时，常形容它是“希腊罗马风格”，是因为罗马人乐见这样的发展。
--而从希腊人学习几何的动机，也可窥见他们的心智。我们在学校里做几何，是把几何当习题来做，但希腊人并不仅以习题视之，也不是因为它在测量或导航方面有实际用途。在他们眼里，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当我们环顾四周，被眼前形形、丰富多样的世界吸引，所有事物都随机又漫无章法地出现。但希腊人相信，这一切都可用简单的道理来解释。这些多元样貌的背后，必然有种简单、规律、有逻辑的原理在支撑，像几何学就是。
--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科学始于四百年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古希腊的两千年后。现代科学一开始就推翻了当时依然是主流和权威的希腊科学的中心教义，但它之所以能推翻希腊科学，遵循的正是这种希腊灵感：答案应该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
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位分属于17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异口同声说，唯有答案简单，才可能近乎正确。这两位科学都能用数学公式提出解答，用方程式描述物质的组成和物质的移动。
--犹太人一直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这是极不寻常的观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崇奉多神，这比较普遍。犹太人还有个更异乎寻常的信念，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个唯一真神会对他们特别照顾。因此，犹太人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作为回报，这套律法的基石是“十诫”，是摩西将犹太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带领出来时告谕给他们的。直到近些年，“十诫”一直是西方道德的核心，
--耶稣，教的始祖，就是个犹太人，他所有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在耶稣传道之时，犹太人再度丧失了国家；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
--耶稣，教的始祖，就是个犹太人，他所有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在耶稣传道之时，犹太人再度丧失了国家；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
--耶稣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
--他们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宗教。你不必先变成犹太人，所有法规都可以置诸脑后，已经把我们从那些戒律当中解放出来；他关于爱的教诲凌驾于一切律法之上。这是早期教会一位伟大传教士保罗的观点，有人甚至尊保罗为教的鼻祖，因为耶稣死的时候，这个信仰还只是犹太人的家务事。耶稣是犹太人，他的徒众也是，有些人希望就这样保持下去，而因为保罗确凿地指出这是所有人的宗教，自此而后，教就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至少开启了这样的可能。接下去的三百年间，它被广为传播，在罗马帝国的每个角落开花结果。
--这个混合体的第三组人马，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他们原本住在北方边界处，在公元400年之后大举入侵，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已被他们毁灭。欧洲文明这个混合体，就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地方粗具了它的雏形。
--希腊人的观点：这是一个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的世界。教的观点：这是个邪恶的世界，唯有耶稣能拯救它。日耳曼蛮族的观点则是：打仗是好玩的事。这些看似天差地远的元素组合在一起，造就了欧洲的文明。
--罗马人认为徒是颠覆分子，必须铲除而后快。只不过罗马人当时如果持续迫害下去，这个目标说不定早已得逞。
· 从追杀到独尊
可是，奇迹发生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一位徒，或者说至少公开表态支持教会。他认为教的神可以眷顾他，让他的帝国超越其他所有帝国。当时教距离跻身主流信仰尚远，这个一国之尊的统治者却张臂拥抱；他拿钱资助教会，为主教的统治权背书。五十年后，另一位信奉教的君主更禁止异教，独尊教为国教。如此这般，在耶稣于罗马帝国一个纷争不断的偏远省份传教四百年后，教成了这个帝国正式也是唯一的宗教。
--罗马帝国崩灭后，教会把希腊和罗马的学术保存了下来（它先前就已经这么做）。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展，因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全都是异，不是徒。
--私有财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那些贵族已把借着条件交换得来的土地变成了私有财产。这对政府来说永远是个束缚，因此，虽然欧洲国王的权力日增一日，却不曾演变成东方的专制君王。
东方的专制暴君把领土上的一切都据为己有，如果需要什么物资，只要没收某人物产或派兵到市集拿一堆东西回来就是。反观欧洲的政府，虽然号称“绝对权力”，却从未这样做过。“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是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从私有财产权出发，衍生出人权观念，是西方价值的核心。政府权力必须有所限制，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勃兴，其实是因为这些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处受限。
“对政府有所设限”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欧洲经济之所以能一飞冲天，成长速度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商人有保障”是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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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女士、敬重女士的风范在欧洲文化中源远流长。骑士绝迹之后，演变成为“绅士”风度。绅士是教骑士的后裔，有女士进入屋内，即刻起身以示尊重；女士不落座，自己不可就座，见到女士必须点帽檐致意。这些都是我以前在学校里学到的，而学到后就很难忘记。在这方面，我发现自己活脱是个中世纪的遗迹。
但近代的女性主义者却对这样的尊重抱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她们不希望自己被捧得高高的受人致敬，她们要的是平等。在争取平权的运动中，她们占有高度的优势——从高台上起步当然胜过从脚下的平地。由于欧洲文化原本就有这种程度的尊重，大众对女性主义可说是相当平和地接受。这点与其他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光读原始文字，这些文献代表的是一种非属教的异的哲学、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然而，中世纪的教会对知识生活的把持是如此铺天盖地，以至于竟然没有人看过这些典籍原本的文字。教会的做法是截取它想要的段落，把这些断章取义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再将它和摘自《圣经》的段落编在一起，构筑出一套教神学，也就是一套关于上帝的世界和上帝救赎计划的记述。如此这般，希腊的哲学思维、学术知识和逻辑观念全都被征去服侍、支持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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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公元1400年，这个混合体开始分崩离析，它的分裂首先始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常被描述为古希腊罗马学术的发现或再发现。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智识成就曾经遗失，而今重新被找回，虽然当时确有若干新的发现问世。它的改变在于不再使用古代知识来支持教会的神学，而是有许多学者，主要是在教会体系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
--文艺复兴的结果是，身处于某种文化和传统的人，靠着思想让自己迈入另一种文化和传统。一旦跨过这条分界线，你就永远不一样了。任何东西都不再是不变的。欧洲的思想家们震撼于文艺复兴时期所带来的冲击，而这并不是它最后一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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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把希腊和罗马年代称为古典时代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古典在此处意味着经典、最优，例如我们说经典的接球、经典的演出，是种无法超越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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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现在计算年代的方法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准上，这不啻是代表：这个文明的本质是个混合体。制定公元年份是从诞生的那年起算，这表示西方人依然承认自己是教文明的一部分。AD是拉丁文AnnoDomini的缩写，意思是救世主出世之年（事实上耶稣并非诞生于公元元年，生于公元前6年或前4年更为可能）。不过，我们把历史划分为几个时代——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就跟教毫无关系了。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意指古典世界已臻于完美的巅峰，之后人类逐渐偏离了正道，就此跟宝贵的遗产失却了联系。
--有三件雕塑作品可以显示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这三个进程的转折（见下页）。第一件是一尊古希腊雕像，留存至今的希腊原始雕像屈指可数；我们今天看到的通常是罗马人的复制品，品质很难和真迹相比。这尊雕像出自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之手，雕的是赫尔墨斯（Hermes）握抱着婴儿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人体是完美的，这个观念是希腊的发明之一。
--第二件雕塑作品呈现出中世纪的人体观。这是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堂大门上的人物画，它刻画的情景，是亚当和夏娃吃下了上帝告诫他们不能吃的水果。亚当在责怪夏娃，夏娃在责怪毒蛇，两人都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愧，拿手遮遮掩掩。
这明显不是裸体作品，它们是教义的具体展现，表示身体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根源。
第三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他将自己投射为希腊古人，重拾他们对裸体的概念。他所雕刻的大卫像是公认的完美人类形貌；人类是尊贵、高尚和美的化身——一如哈姆雷特所形容：“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
从裸体作品到罪恶的赤身露体再回归裸体作品，可以代表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的意涵演变，而这正是文艺复兴对它本身的理解。
--第二件雕塑作品呈现出中世纪的人体观。这是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堂大门上的人物画，它刻画的情景，是亚当和夏娃吃下了上帝告诫他们不能吃的水果。亚当在责怪夏娃，夏娃在责怪毒蛇，两人都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愧，拿手遮遮掩掩。
这明显不是裸体作品，它们是教义的具体展现，表示身体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根源。
第三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作品，他将自己投射为希腊古人，重拾他们对裸体的概念。他所雕刻的大卫像是公认的完美人类形貌；人类是尊贵、高尚和美的化身——一如哈姆雷特所形容：“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
从裸体作品到罪恶的赤身露体再回归裸体作品，可以代表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的意涵演变，而这正是文艺复兴对它本身的理解。
--马丁·路德是个修士，对自己的宗教非常认真。他对自己的救赎充满煎熬：“我，一个满身罪恶的人，必须怎么做才可能得救？”一天，他读到《圣经》中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顿时豁然开朗。保罗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得救。”马丁·路德从这句话里做出推论：
你根本不必做任何事就能得救，尤其不必对神父的指示言听计从。你只要相信上帝、抱持信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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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称义”，是路德教派的中心教义。只要相信，你就能得到救赎。当然，作为信徒，你会乐于去做让上帝高兴的事，一如教会所说，要行善积德，去做一些耶稣说我们该做的工。可是，行善积德本身并不能帮助你得救。
这是新教和天主教教义的基本分野。罗马天主教强调，行善积德是得救的一个过程；朝圣、施舍钱财给穷人，都有助于你的最终目的——与上帝同在。但马丁·路德说不是这样的；就凭我们，浑身罪恶又腐败的我们，哪有可能做出什么让上帝高兴的事情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崇信上帝，而只要我们崇信他，上帝就会让我们得救，这是他做过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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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马教廷决裂后，马丁·路德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
宗教改革运动，是以《圣经》的训示和教诲为据，对罗马教廷进行改革的运动。它希望重塑早年的教会生活。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信息是：教并不是罗马人的宗教。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向过去看齐的运动，两者皆是意图将欧洲这个混合体的某个部分独立分离出来。文艺复兴着眼的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新教改革者则是频频回顾罗马教廷承袭罗马习性之前的教会。
--现在，我们要来看欧洲文化是如何从“回顾”演变为“前瞻”，看它何以开始相信进步，相信假以时日世界会变得更好——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信念。相信进步，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这段时期是现代科学的发轫期。
--数学确是科学的中心，希腊人的直觉果然是对的——这个世界是简单的，它的运行规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17世纪的科学家推翻了希腊的宇宙说，但他们之所以推翻得了，用的还是希腊的数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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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之后，那个时代的人并不认为科学的种种发现贬低了人的重要性。恰恰相反的是，他们认为，如果人类做得到这一步——借由理性思索出整个自然体系的运作，又能用数学精确表达，当然就可以利用理性更上层楼。我们可以把这份理性用于人类生活，让它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善，这份以理性为尊的渴望，就成了启蒙运动的驱动力。
这场18世纪的智识运动，目的是发挥理性，将它运用在政府、道德观念、神学和社会的改造上。
--启蒙运动从法国发端，声势也最为壮大。在启蒙运动的学者看来，这是个受无知和迷信宰制的世界。社会有两股非理性的强大势力，一是教会，即天主教廷；一是法国国王，那位绝对专制的一国之君。教会和法国国王的地位之所以屹立不摇，靠的就是人民的无知。
--启蒙运动不是革命运动，甚至不是政治性的运动。它是由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推动，这些知识分子相信，一旦理性与教育变得普及，迷信和无知自然会消弭于无形，人民也就不会相信神迹或君权神授这类的胡说八道。只要人民得到教化，民智自然开启。
--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是汇整出一部百科全书。这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概念的杰作，而它之所以著称于世，并不是因为一些学有专精的学者，将它写成一本四平八稳的权威著作，一如我们今天对百科全书的认知。它的根本不同在于将理性用于一切事物，让知识领域里没有层级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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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运动的结果。
浪漫主义运动崇尚感受、情绪以及所有的强烈的情感。在这方面，它和一心一意信奉理性的启蒙运动形成截然的对比。这场运动延烧整个欧洲，但尤以德意志地区（今日的德国）为烈，理念在此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浪漫主义的信徒并不想用理性去控制情绪和。在他们心目中，光是优雅地将古典曲调重新演绎出来，称不上是伟大的作家或艺术家；穷尽灵魂，掏心剖腹地将热情、痛苦、绝望裸地摊在第一线的才是。艺术应该是情感激荡、表达淋漓、惊天撼地的。
德意志发展出的这些观念，是刻意针对法国启蒙运动观念而发。德国人说，你不能拿抽象的语汇空谈人类和社会，因为人是不一样的，端视你生长在什么国家而定。浪漫主义的信徒说，我们的语言和历史塑造了我们，这些东西深植在我们体内。因此，有自己历史和语言的德国人，永远都跟法国人不一样。在沙龙里谈天论地的法国知识分子相信一种普世的理性，但那是不存在的。身为德国人，我们要把德国人的特质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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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的信息是：文明是人为的，它束缚了我们、局限了我们，唯有活在传统文化当中，你才算是活得完整。
从此，这个观念就一直深植在西方社会里。19世纪有一次重大的爆发，采取的形态之一是呐喊自由解放：让我们甩掉所有的规范，让我们活得简单、直接、自在，让我们自己耕种、自己织布；让我们蓄发蓄胡、住在公社里，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感，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还有，让我们接近更真实的人——劳工、农民或是“高贵的野蛮人”。
浪漫主义运动也催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观念在当今世界里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民族主义主张，拥有相同文化和语言的民族必须生活在一起、成立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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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似乎被分裂成两半。对我们的孩童，你希望他们懂得科学就好，可是你也羡慕那些传统信仰没有断裂的人。
被分裂、被撕扯、被困惑，是欧洲的宿命。其他的文明只有单一传统，不是这种具有三重元素的大拼盘，欧洲在道德和智识生活上一直受到煎熬、困扰和瓦解。欧洲的血统来自一种非常混杂的渊源，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希腊雅典的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方面举足轻重。有人说过，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这三人之间关系密切，苏格拉底借由“思辨”宣扬哲学观点，柏拉图是他的，将老师的思想与对话记录下来，亚里士多德则是柏拉图的学生
--苏格拉底并没有说他教的是真理，他只是奠定了迈向真理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质疑一切、任何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他认为一般人的意见并不具备理性基础。他会问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做好人？回答后，他就告诉对方，这个答案哪里有个大漏洞。对方或许会再次反驳，不过这次比较谨慎；接着是更多的询问、更多的修正。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你的心智清明而敏捷，终究会掌握到真理。不必上穷碧落下黄泉，或是做什么研究。真理是存在的，但你必须耕耘你的心智，才能掌握它。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至前5世纪的人，住在当时奉行民主的雅典。他们都是民主制度的批判者，
--直到今天，柏拉图依然是一个哲学核心问题的起点：我们的感官经验是不是真能引导我们走向真实？柏拉图相信，我们在世间的所见所感，只是存在于另一个崇高灵魂界中的完美形体的影子。世界上有普通的桌子，但有一张完美形体的桌子一直存在于某个别处。即使是个抽象的观念，例如正义和良善，也是以完美的形体存在于某个他处。人类便是来自那个灵魂界，必须透过心智和精神的锻炼，才能重新发现这个完美。
柏拉图是伟大的理想主义哲学家，他拒绝以物质观点来解释这个世界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将自然世界和宇宙——不只是地球，也包括天文领域——的知识做了极好的整理。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宇宙观即是他的学说，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被推翻，不过他关于清晰思考的理论迄今犹存。他提出三段论，也就是一个叙述分成三段，从两个前提（一是概述，一是明确叙述）出发，推出结论的方法
--现代的西方医学也可远溯到古希腊，尤其是生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辉煌时期的市民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他的论著迄今犹存，不过想必是好几位遵照他的医疗方法和原则行医的作者编撰而成。
希波克拉提斯秉持理性去解释疾病，认为罹病自有原因，和魔法、巫术及天谴无关。他仔细观察疾病的发展和染病的环境，试图从疾病发生的过程中看出模式，就这点而言，不啻是史上第一位流行病学家。他对医生的责任严格要求：谨慎、有医德、时时以病人的福祉为念。事实上，他的著作界定了“医药”这门行业的意涵。
现在进入医学院的学生都要宣誓遵守他所揭橥并且以他命名的誓词：希波克拉提斯誓约
--希腊人几乎在所有学问上都胜罗马人一筹，只除了法律。罗马人按部就班扩充律法，将法官的裁决、司法专家的意见都囊括于内，作为法律的组成元素。罗马人的民族性虽比希腊人务实得多，法学思维却带有浓厚的希腊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征服其他民族之后，会仔细研究对方的律法，冀图找出它们的共同点。
所有人对法律的共识是什么？这个提问催生了自然法的概念——所有致力于公义的社会都应该遵循这套以自然为源的终极规范，用以修订它的律法。
东罗马帝国没有被日耳曼人侵亡。公元6世纪，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下令汇编一本《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是公认最完整的罗马法典。这套法典于11世纪重见天日，造成了深巨的影响。它对英国的影响较小，因为英国已有齐全的普通法，不过英国的契约法还是受到这部法典影响。下面讨论两个关于契约的问题。
--罗马帝国曾经遭到三次大规模侵略。第一次的侵略者是日耳曼蛮族，继而是（指），再来是北欧人，或称维京人。经过连年的战乱，欧洲社会终于趋于稳定，自己也开始向外扩张——十字军东征圣地，将逐出西班牙，接着经由海上掠取世界各地的珍宝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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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罗马的灭亡”在许多方面都有误导之嫌，而最让人误会的是宗教方面——罗马帝国的国教和教廷其实都幸存下来，甚至受到侵略者的拥抱。这是个起始点，欧洲文明就此奠基。对此我们前面已经做过表述：日耳曼人支持罗马教会，而罗马教会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
--教始祖原为阿拉伯商人，得到神的天启后创立该教。他这支借由神助发展出来的宗教，与犹太教和教有紧密联系；也承认耶稣和耶稣之前的先知们确实是先知，但深信是世上最后一位先知，能指引大家走向唯一真神的怀抱。教比起教来说简单许多。他们没有希腊人那种奇思妙想，认为教的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各有所司但地位相等，各有分别却又形同一体。在教看来，唯一的神就是而已。对徒和犹太人相当宽容，徒却总认为欺世盗名，是真正信仰的毁灭者。
以武力征服异教部落，强迫他们臣服，为他的新信仰赢得了大片阿拉伯江山。他在生前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耶稣：他创立了一个宗教，在广大的土地上稳稳扎下了根，反观耶稣，直到死的时候，教还没个影子。死后，他的信徒继续南征北讨，势如破竹。他们马不停蹄，征服了其他部落也建立了国邦，先是在波斯帝国地区，后来是东罗马帝国的中东及北非区域。他们沿着北非继续西进，不但让日耳曼蛮族侵略者所建的王国陷落，之后更越海进入西班牙。
--现在，我们要对这三次征战的结果做个归纳。第一，在西欧，日耳曼民族、古罗马和教因此熔于一炉。第二，整个英格兰被日耳曼蛮族占领，之后又回归教信仰。第三，在世界（中东、北非和西班牙），教完全隐没，但希腊学术被保存下来，且被传播到欧洲。
--维京人，又称诺曼人、北欧人，是最后一批侵略者，在9世纪和10世纪，也就是继进占后的两个世纪，横行于整个欧洲。维京人的老家在北方——瑞典、挪威、丹麦，取道海上来袭
--十字军东征
教世界的首要任务，是把赶回他们的老家。这几次运动动员了整个欧洲，一开始是为了收复西班牙，继而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目标。
--民主国家是古希腊的发明。他们也发明了政治（politics）；这个词是从希腊词“polis”衍生而来，意为城邦。自古以来，各种形式的政府所在多有，而希腊人发明的政府是以所有公民共同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方式为之。这是直接式的民主——所有公民齐聚一堂，进行辩论决定政策。
--我们的制度虽然被称为民主政治，不过我们是代议式的民主，和雅典的民主大异其趣。现代的平民百姓并不是时时参与政府的运作，我们每三年或四年投票一次；我们有陈情申诉、、提案诉愿的机会管道，但对所有送到国会审议的议题并没有直接投票表决的权利。
--因此，你或许会想，由此看来代议制度也还不错，人民的无知和偏见不至于让国家失序。如果你也抱持着这样的立场，那你的看法就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接近了，我们对它的运作方式有了了解。他们指出，人是善变无常的、优柔寡断的、浅薄无知的、容易弄的，而政治是一种精细的艺术，需要智慧和判断，这不是每个公民都拥有的特质。
--直接民主需要人民的高度投入，也需要政府对人民深具信心。雅典民主理想的奠定者是雅典的执政者伯里克利（Pericles），他在一场纪念斯巴达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葬礼上发表演说，揭橥了这些理想。出身雅典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史上第一位力图以客观公正写史的作者，伯里克利的“国殇演说辞”（Funeral Oration）就记载于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中。修昔底德这些亲笔手稿被保存在君士坦丁堡，文艺复兴时期，在他手书这些史页的一千八百年后，这份手稿抵达了意大利，先被翻译成拉丁文，继而被译成各种现代的欧洲语言。这是政治家最知名的仪典演说，仅次于林肯的“盖兹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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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民主之风如此之深，以至于19世纪初叶一位英国学者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破釜沉舟，提出一篇全新的希腊研究，指民主政治和精英文化乃唇齿相依，你不可能接受一个而毁弃另一个。这是格罗特对英国民主理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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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开始扩张版图的时候，它的政体是共和而非民主制。一如希腊城邦，他们也有公民大会，大会的缘起也是一群武装军人的。
--公民大会负责选出罗马的执政官，也就是该共和体制的行政首长。执政官有两位，为了互相牵制，唯有双方意见一致才能行使权力，再加上任期只有一年，更限制了他们的权力。罗马人计算年份，用的就是卸任执政官的名字。
--就跟雅典一样，这些平日为民战时为军的平民虽然得到了更多权力，但罗马的民主制度从来不曾取得完全的胜利。罗马共和的主体依然是以贵族为组成分子的元老院，后来更添增了更多的有钱人家。平民大会因为掌握了更多权力而对元老院构成不少限制，但它并没有压制的力量甚或取而代之。罗马的宪法虽有改变，但它是随着权力关系消长而在原有的宪法上做增补，并非借由革命起义而从头制定。英国宪法即是追随它的脚步——英国至今还没有一纸成文宪法。谈到对权力分散和监督的重视，罗马宪法是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典范。
--罗马人最初是由君王统治，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人推翻了暴君“骄傲者塔克文”（Tarquin the Proud），才开始实施共和政体。布鲁图斯说到做到。因此，罗马共和政体的开启，是因为一位王子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因为一个谨遵古罗马美德，视名节比生命更重要的女人；是因为一个男人要为她复仇的决心。罗马人对布鲁图斯自然赞佩有加；要谈对共和制度的投入，这是最精髓的展现：你必须将所有的私人束缚、个人包袱置之度外，全心全意只以公众利益为念。罗马人称之为“virtus”，意思是共和国美德——如今已无需服从王命的捆绑，共和体制要存续下去，共和国美德实属必要
--在陷入混乱失序之前，罗马共和国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期间罗马不断扩张，几个南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开始内斗，反目成仇。他们的下属对主子忠心耿耿，对共和国则不尽然。其中一名大将趁势崛起，征服了其他人，这人叫做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为了挽救共和以免沦为政治一言堂，前面提过的第二个布鲁图斯策划暗杀了恺撒，但此举反而引发了另一回合的大小内战；一边是布鲁图斯和他的密谋同伙，一边是恺撒的亲朋好友，双方互斗不休。最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战胜群雄脱颖而出，于公元前27年以奥古斯都（Augustus）的称号，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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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非常精明能干。他保留共和体制：公民大会照旧，执政官依然民选。他不把自己叫做皇帝，而以“第一公民”自称
--西罗马帝国是如何灭亡的？
这个帝国享受了两百年的承平岁月。在它辽阔的疆土上，罗马政令通行无碍，社会秩序井然。形式上，罗马依然是个共和国：皇帝并没有变成世袭——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子嗣。继任者是由皇帝遴选，有无血脉关联皆可，再由元老院同意通过。尔后虽因争夺继承权而有血腥冲突爆发，不过在此之前的两个世纪，在位的皇帝大多能做出良好的选择，人选也都被和平接受。
公元3世纪，第一波日耳曼蛮族入侵，整个帝国几乎被夷为平地
--我们把公元476年定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在此之前，中世纪的社会形态已慢慢成形。当时已有大地主产生，他们住在高墙深沟环绕的宅邸里，既是发号施令的主子，也是这块土地上工作者的保护人。这些将个人服从而非对国家（不管是共和或君主政体）的服从作为维系力量的小社会，就此取代了西罗马帝国。但罗马的统治，始终余波荡漾在欧洲人的记忆里。
--西罗马帝国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是结构非常原始的国家。国王，也就是先前的日耳曼战士首领，他将土地分发给自己的子弟兵，而这些下属必须提供国王打仗所需的战力作为回报，一个国家就建基于这样的关系上。如此，国王不必征税或成立繁复的政府体系即可拥有军队。经由这种方式握有的土地后来被称为封地，拉丁文的“feudum”即是从这个名词演变而来，之后再演变成英文的“feudal”（封建）。
由于高度依赖拥有土地的重要臣民，封建制度下的君主势必处于弱势地位
--自西欧有王国开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是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关系，这个信念从来不曾完全消逝。
双手合掌是我们所知的祈祷姿势，不过徒一开始是站着祈祷的，他们面朝东方，亦即期待荣耀归来的那个方向，张开双臂。我们现今的祈祷姿势是模仿世俗领主宣誓顺从的动作，关于这个仪式以及它所代表的关联（它是根源于日耳曼还是罗马？）各界看法不一。在罗马社会，即使是它的辉煌时期，年轻人想出头都得找个赞助人当靠山，而当这个帝国日薄西山，越来越多人开始找势力强大的人当自己的保护者。不过，合掌和吻颊的仪式本身是始自日耳曼——这是部族首领和麾下战士之间创造出来的约束。
--由于立足点薄弱，封建制度的君主必须征询国内权势人士的建言。他们没有一支自己能够全权控制的军队，也没有常态的征税制度或行政部门，因此，在做决定之前，他们会邀集重要人士，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并征得同意才能拍板定案。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三种不同地位（estate）的人必须到国会开会，听取建言就此成为正式的制度。
这里的“estate”意指“地位”而非“阶级”；在中世纪，这个词是一群人的意思。当时的封建社会公认有三种组成分子：神职人员职司祈祷，贵族负责出兵打仗，然后就是平民百姓，也就是所有其他各行各业、从事劳动与赚钱营生的社会工作者。“地位”和阶级（class）有很大的不同。阶级和经济能力有普遍的关联，而这三种社会地位却是以功能作为分野：祈祷、打仗、劳作。同样地位的人贫富差距极大
--在当时的法兰西，整个国会分成三院开会，称为三级会议。其中一院专属于神职人员代表，一院是贵族代表，另一院是平民代表。至于英国，以大主教和主教为代表的神职人员连同贵族，一起在上议院或称贵族院开会，平民则有自己的下议院。当今的英国国会依然沿袭这些名称，就跟它的君主制度一样，都是从中世纪留存至今。英国今天是个民主国家，但它之所以跻身民主，是因为准许全民投票选举下议院的议员——此举是为了制衡贵族的权力，君主也因此成了虚位元首
--在一个王国境内，民选出来的议会和市长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市镇，这是欧洲才有的发明；实力坚强的君主不可能容许敌对的权力中心坐大，他们会派自己的人马去管辖那些市镇。在欧洲，随着商人、金融家和制造业者的荷包日益丰厚，权力也跟着水涨船高，就是拜这种半独立的地位之赐——国君为了掌控乡间坐大的贵族地主，越来越仰赖自治城市和它们的财富（借由征税或借贷取得）。这也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发展。
--君主专制”这个词可能有误导之嫌。它不表示欧洲的君王能够恣意地为所欲为，他们并不是暴君；一般情形下他们有义务维律，确保司法以公平对待臣民；若是国家安全有虞，他们自己也可以处理。只是他们提倡“君权神授”的观念，指称国王是上帝派到凡间的使者，所以万民必须服从，这比起早期君王的说辞更为浮夸，但君主自己也得受这个规范的限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治国成绩终究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当然，比起之前的封建君主来，他们显得更尊贵、更遥不可及。君主与臣子互相亲吻的仪式不再，现在你得跪在国王面前，看他要不要把手伸给你亲。
--詹姆斯一世拒绝了清的改革要求，但他做了一个重大决策，同意将《圣经》翻译成英文，这个版本活泼但不失典雅，成为英语世界后三个世纪共同奉读的《圣经》版本
--英国国会让自己成了体制的一个常设单位。整个过程没有流一滴血，史称“光荣革命”。国君依然握有相当的权力：挑选首长、拟订政策、缔结条约、对外宣战。不过，由于国君只能在国会同意下得到税金，国君选出的行政首长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久而久之，这条限制就衍生成这样的制度：表面上国家的执政者是君主或王室代表，但无分大小国事，他们都得听从各部会首长的建言，而这些首长必须向国会负责。这是英国现行的制度，所有跟着英国西敏寺萧规曹随的国家政府亦是如此。
--新教教义从一开始便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出发点，因为它干冒教皇和主教的权威，提升了个人的意识和地位。在英国，它与自由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因为英国的敌人——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君主都是天主，而那些试图架空议会的英国国王不是信奉天主教就是对天主教手软之辈。保存国会与保存新教信仰合而为一，成了殊途同归的新教志业。
--看完《政府论》，美法搞革命
拟定这些自由原则用以支持这场国会政变的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的著作《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出版于1690年，彼时革命才刚尘埃落定。洛克的主张是：依据罗马自然法的观念，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而透过政府的成立，人民有如和政府签下契约：人民授予政府权力，为的是让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如果政府不能保护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有权解散政府，重新建立新的政府。过去有关国王如神祇一般的地位、臣民服从君命的义务，这些观念通通都被扫到一边，成立政府已与签订一纸商业契约无异。
不过，这位思想家并非提出“政府论”的第一人；过去的封建君主和臣民之间早已存有这样的默契关系，而随着国会存续下来，治国要站在人民这边而不是与之为敌的观念，也得以留存——虽然或许只留存在人民的脑海里。
在英国，洛克这本著作使得过去发生的种种，有了正当理由而不再被视为是革命行径；尔后发生在美国和法国的反抗风潮因它有了起义的凭借，新的社会秩序也拜赐于这些白纸黑字的权利而得到界定。
--1789年，三级会议正式召开，但争议仍未平息。平民等级自命为正统的国民议会，于是邀请贵族和教会人士加入。一天，他们来到凡尔赛宫的会议室，发现房门上了锁，这些房门之所以被锁住，只因为里面正在油漆粉刷，可是这些平民代表却是心惊肉跳，生怕国王拒他们于门墙之外。他们当下进入近旁一个室内网球场，发誓不为法国创造出一套宪法绝不解散。宫廷画家大卫曾经就此情此景草绘出一张图《网球场誓言》（Tennis Court Oath），是有名的艺术忠于人生的写照。
--这个议会的领袖都是启蒙运动的代表，有着非常清晰的自由与平等观念。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该议会并以《人类与人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为题发出文告，其中的权利不只法国人能享有，更普及天下所有的人。主要章节摘要如下：这是一份光彩耀目的文件，是现代民主的奠基文献，可是它注定要引发一场不光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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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和罗马帝国大不相同；身为统治者，他的治国风格也与罗马皇帝南辕北辙。基本上，他是个蛮族出身的国王。他孜孜教育自己学会阅读，能读拉丁文，可是书写始终有困难。查理大帝虽然自我教育的成效不彰，但他提倡教育，对饱学之士也鼎力支持；他下令学者四处搜寻古代经典，进行抄写。当今所有留存于世的拉丁文作品几乎都是查理大帝掌政时期的复制本。没有他，这些经典遗产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的统理模式是在领土内广派公爵、伯爵坐镇，一方面让地方领主不敢造次，另一方面督使他们服从查理大帝。这个帝国没有宪法基础，政府施政端赖领袖个人的权力。
--在欧洲，只有德意志的国王是选出来的。早在入侵罗马帝国之前，日耳曼民族的传统就是继承制与选举制的混合。王位候选人都是某王室家族的男性子嗣，这是为了确保选出的国王流着优良战士的血液，这些日耳曼蛮族可不希望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阿斗统驭。
--天主教会是中世纪时期最庞大的国际组织，可是它的力量始终削弱不振，因为不管是国王还是地方的权力掮客，都想左右他们地盘内的主教人选。
--是圣彼得的雕像（见下图），世上公认的第一位教皇，身着中古时代的教袍，华丽的披风和硕大的教冠，他从未忘记自己打鱼的贫寒出身，他一只脚是赤足的。中世纪时期，大部分的人对于这样的奢华不会觉得刺眼，教皇是个重要的君侯，他本该拥有皇室的一切行头，因为他是教会元首，而且要以平起平坐之姿会见其他君主。
教皇和皇帝的互斗始终是僵持的局面，从来没有一方得到过完全的胜利。他们就像老板和伙计之间的斗争；有人有人以开除要挟，有时局面火爆而惨烈，不过你知道最后总会解决，而且世界上永远都会有老板和员工。教皇和皇帝之争要说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教皇从没说过自己是皇帝，皇帝也从不以教皇自居。双方都承认对方的存在有其必要，争的只是彼此的相对权力。这是西罗马帝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也是它和东罗马帝国的分野所在。
在东边，依照君士坦丁堡的规矩，皇帝不但是整个帝国世俗事务的统御者，也是教会的统治者。他们也有个最高主教，但这位最高主教由皇帝指派，也归皇帝管辖。在西边，教会和国家则是分开的两个权力单位，各有各的权威。这对国王来说是个不曾或断的障碍，让他无法号称普天下都是他一个人的。
长年争斗的结果，是教皇和皇帝的力量双双被削弱
--意大利北方诸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颇类似于古希腊时代的小城邦。这些意大利城镇在军事上和文化上是敌对的，它们彼此征伐也互相竞技，在艺术上互比光辉灿烂。由于它们既是城市又是邦国，能将许多才智之士荟萃于一地；它们的贵族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他们住在城市里，并不把自己的领地当做天经地义的居家所在。城市生活的多元与活力，是这整个社会的特色，在这样的地方，孕育并实践一个重建古代世界的计划因此成为可能。
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在这里扎根并开枝散叶，是因为世俗权力的分散。镇压马丁·路德的异端邪说是皇帝的责任，可是他迟迟没有这样做，他下令让马丁·路德从安全通道进来见他，而这条通道即使连贵族王侯也要遭到搜查。
--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德意志和意大利一直是处于分裂的局面，这两个国家一直到很晚才统一，而且比那些较早统一的国家，更倾向于浪漫主义时期所萌生的强烈民族主义。这两国于20世纪采行了最具侵略性也最排他的民族主义，世称“主义”。
--拿破仑是启蒙运动之子，深信革命所揭橥的诸多原则，却不相信人民有权统治自己。自1789年之后，法国在这个志业上可说是节节落败，拿破仑的政见因此非常吸引人。他是独裁者中最有魅力的一个，他不准任何团体享有特权，所有国民一律得到平等对待，国家提供所有孩童受教育的机会，所有职务都要公开选才。他延揽各方人才进入政府，无论是保王派还是共和派，雅各宾恐怖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完全不计较他们过去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只交给他们一个使命：创立一个有理性、有秩序的政府体制。拿破仑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和他的专家群。《拿破仑法典》的制订是他们最伟大的成就，这部法典以查士丁尼大帝任内编成的法典为范本，是一套能让所有事务都有所遵循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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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信徒，换句话说，他不相信上帝。他笃信机会和命运。但他明了人民和信仰的深固关联，深知宗教对于维系士气和秩序有多重要。早期的革命分子是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小孩，对管理宗教缺乏这样的尊重。要说造成法国社会分裂，让人民对革命越来越敬而远之的主因，什么也比不上攻击天主教会。革命党人霸占教会土地，设立了一个教皇拒绝承认的、敌对教派的国家教会，拿破仑决定要终止此举所导致的仇恨与分裂。
--罗马帝国境内有两种通用语言：西边是拉丁语，东边为希腊语。直到今天，希腊本土、地中海以东的希腊聚落，以及散居于各地的希腊社群依然在说希腊语，虽然它的形态略有改变。然而，全球已经没有任何地区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了。拉丁语常被人描述为一种死的语言，如果真是这样，它可说是一具非比寻常的活尸。
--罗马帝国分裂后，拉丁语衍变成多种不同语言，通称为罗曼语系（Romance Languages，又称罗马语系、拉丁语系），意指沿自罗马人的语言，就像罗马式建筑乃承袭自罗马的建筑形式一样。罗曼语系最主要的语言是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我们当今说的语言大多隶属于某个庞大语系，可能是罗曼语系、日耳曼语系，也可能是斯拉夫语系。但有少数几个国家是独行客，跟其他所有语言都无甚关联，例如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匈牙利语和芬兰语。
--拉丁语（以及罗曼语系的徒子徒孙）、希腊语、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系全都承袭自同一根源，一种称为印欧语系的语言。语言学家追溯它所繁衍出来的诸多语言，试图从这些语言的共通点建构出它的一些基本元素。他们对于印欧民族的定居地意见不一——总之是东方某处。他们的语言里有“雪”这个单词，他们的海似乎意指内陆的海。之所以称为“印”欧语系，是因为印度的梵文和伊朗语也是从它衍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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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语言的祖先：印欧语系
这个发现，或者说这个语言的建构工作，迟至18世纪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欧洲的语言研究一直以为这些语言一概脉承自希伯来语，因为这是耶稣说的语言，也被《圣经》暗示是最早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说的语言。希伯来语和所有的欧洲语言截然不同，它不是源自印欧语系，因此，追溯希伯来语言的源头彻底走入了死胡同。
直到18世纪，拜启蒙运动之赐，学者抛去了《圣经》框架的束缚，发展出新的理论。威廉·琼斯（Wil-liamJones），住在印度的一个英籍法官，做出了这个突破。他注意到，梵文的基本词汇和欧洲多种语言颇为类似，像是数字、身体部位、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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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欧洲国家的语言，匈牙利和芬兰，并不是源自印欧语系，这两国的语言是有关联的。说这些语言的人分别于两个不同的时期从亚洲迁徙至欧洲；芬兰人是史前时代来到此间；匈牙利人来得较晚——在9世纪和10世纪维京人从海路登陆欧洲进行掠夺的同时，他们也骑着马来此打家劫舍。他们后来被劝服，不但在多瑙河谷安顿下来，且皈依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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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上，英文词汇要比法文和德文多出数倍——它毕竟是法文和德文的混合加总。
--慢慢地，一种以地方语言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以全民母语而非拉丁文书写的文学日渐勃兴。法国最早的传奇故事称为romans，即是以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为名。这其实是种贬抑——如果你说这是一本ro-man，意谓它是一本不入流的本土作品。roman这个词后来演变成法文中的“故事”。由于内容总不外乎骑士、英雄事迹和俊男美女的爱情，这样的故事就被定位为浪漫小说（romance）。这就解释了romance（罗曼史）这个词的双重意涵：既是一种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语言，也是一种毫无深度可言的小说主题。
--拉丁文第二度的大规模重建，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专家瞧不起中世纪，别的不说，拉丁文被掺入许多杂质、水准低落得可以即是原因之一。这些学者以能书写古典时代文豪的拉丁文为职志。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发出复兴古典文化号召的学者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为了找寻古罗马文学家、雄辩家西塞罗（Cicero）的一份信札手稿，走遍整个欧洲。寻获这些信后，他以无懈可击的拉丁文，模仿西塞罗风格，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西塞罗，表示致敬。
--文艺复兴运动试图恢复拉丁文的荣光，但地方语言在同一时期也获得了崭新的地位和尊重。首要原因，是拜1450年代的近代印刷术发明之赐。第一批被印成白纸黑字问世的书，是古典作家所著的经典古籍，可惜乏人问津。后来印刷商用当地语言发行书籍或将经典翻译出来，读者市场因此扩大
--第二个原因，16世纪的宗教改革人士希望民众自己能读《圣经》，因此将它翻译成当地语言。马丁·路德被赋予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将《圣经》译成德文。对新而言，拉丁文已不再是神圣事务的代表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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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轫之后，拉丁文是西方通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变得唯它独尊，是为了教会治理方便，为了超越教义争议、传扬信仰，也为了教堂仪典的进行。它和阿拉伯文不同，阿拉伯文是先知说的话，是一种神的语言。耶稣说的是阿拉姆语（Aramaic），他的教诲被人以通行于东地中海地区的普通希腊文记录下来。《旧约》用的语言是希伯来文。但拉丁文凝聚了所有的信徒，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至1965年）宣布可用本地语言进行礼仪之前，它一直是天主教弥撒的专用语言。教皇通谕一直是以拉丁文发表。
--经济发展并不是罗马人推动革新的重点，以一套法典及一种效率卓然的军事组织将整个帝国维系于不坠，才是他们的治国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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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开始衔接，相辅相成。棉花、羊毛不再交给村里的工人去纺纱织布，这个差事转由工厂代劳
--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政府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必须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扩张势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维护治安作为回报，它们不能像亚洲和中东不计其数的帝国及王国那样，光靠收税机制和进贡就能运转。
数百年来，这些国王最大的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土地贵族阶级。这些权臣最后终于俯首，但因为已在自己的领土上雄霸够久，早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土地上的人民争取到私有财产的保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