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山（上下）》读后感4500字

这部小说以全新的方式涉及了一个古老的题材：时间。

提起时间，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我们最熟悉的事物。毕竟，不仅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时间中完成，而且我们拥有精确地界定时间的技术。但是，《魔山》不是关于这种意义上的时间。托马斯•曼通过小说叙事提出了一种较少被注意的时间概念。在他所描绘的疗养院中，每一天有着基本相同的日程，而疗养客“在山下”的生活，他们的世俗生活，却因为疗养而被迫中断了。这样一来，虽然在他们住在山上期间，钟表仍旧在均匀地走动，他们的人生轨迹却似乎停止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继续，则完全取决于检查的结果和贝伦斯大夫的诊断。可以说，疗养院的时间是完全从世俗的人生时间中隔离出来的，它无法在后者之中占据明确的部分，不仅因为出院遥遥无期，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一旦适应山上的生活，那些使人来到山上的理由、以及下山去的渴望，就都变得虚无缥缈了。魔山本是现实中人的一个梦境，但对于魔山中人来说，现实世界反倒成了梦境。

魔山有其自己的时间逻辑、自己的节律。这种节律，因为日复一日的重复，造成了相当强的催眠效果，但并不是彻底的催眠。我们知道，彻底的沉睡是死亡，它意味着既不和入睡前和醒来后的世界再有任何挂牵，也不在自身之中效仿那个世界的逻辑。我们无法说，时间在魔山上完全停止了，无法说“一天像所有的天”是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诊断。最多也只是“像”而已，还不至于“是”；对此的证据就在于，魔山上的人们不停地找各种乐子，酷爱各种节日，在感情方面也更为放浪。所有这一切特征不见得来自人们处心积虑的规划，却以其无意识的形态揭示了这一点：只要人还活着，他就要制造差异。不是明确地为了制造差异而活着，而是不制造差异就谈不上是活着。流行的玩耍从闭着眼睛画图到集邮，再到放唱片，这种变化为日子引入了差异，已经过气的消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复归，否则日子便又都一模一样了。类似地，不同节日的气氛各不相同，男女的浪漫关系也具有“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特性。

我们应当在这样的语境中理解汉斯•卡斯托普与克拉芙迪娅•舒舍的感情。这段感情首先具有一种扎眼的荒谬性：在全书之中，他们的对话也没有超过五次。我们究竟能在怎样的程度上认同在他们之间真真正正地有过感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舒舍也从未真正显示出对卡斯托普的好感，最多只是对其炽热的表白进行一些逢场作戏的回应，并且始终保持着距离。但是，从卡斯托普的角度来看则完全不是这样，舒舍甚至成了他超出原定计划逗留于山上、甚至在舒舍离去之后也难以脱离这一环境的直接原因。她的X光片被他珍藏在玻璃相框中时时亲吻；每次用餐时，他都在等待她摔门而入的那一刻，等待隔着许多张桌子与她四目相对的那一刻。这样的感情形态，我们看了或许会不屑一顾，但它却是一个极为根本的原型，几乎所有人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并且——是在与魔山多多少少有些类似的环境里。

准确说来，卡斯托普在这段关系中的欲望对象并不是舒舍这个个体的人，而是某种观念性的东西：鞑靼人的狭长眼睛，借了一支铅笔，摔门和咬手指甲的动作，穿不同衣服时的不同样子，略带沙哑的嗓音，等等。正因为此，卡斯托普能够十分顺畅地接受舒舍本人在这段关系中的缺席。但这也意味着，从舒舍本人这个“驱力”的缺席来看，这段关系不像“正常”的感情那样流动；它是静止的，除非卡斯托普本人的想象去搅动它。于是他沉溺幻想，借助生活中种种蛛丝马迹去建构起完整的事件，表现出极度的“小题大做”。

但是，为什么要有这种看似畸形的欲望？《魔山》隐含解释是：为了度过一种真正属人的时间。这就是说，由钟表界定的、纯粹的天文学时间是不可忍受的；为了使之能够忍受，需要用有意义、一次性的事件去“标定”它，从而使之化约成另一种“可长可短”的时间，我们不妨称之为事件时间。天文学时间是严格地循环的，其上的一点和其余点相比并没有决定性的区别，于是它难以承载意义，它作为载体会太过轻易地滑走。事件同样属于最原初的时间经验，它虽然并不提供任何明确的标度，却足以构成单向前行的记忆谱系，从而构成时间经验。卡斯托普的畸形欲望恰恰是在一个原本只有天文学时间的环境中构建一种事件时间以自救。

人们有时甘愿追随习惯，让时间意识“淡漠或者说入睡”。备受生活压力的人、缺乏希望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这顿饭无论吃什么，其实吃过了之后都是一样的，于是吃什么似乎就不要紧了，吃的不好似乎就能够忍受了——所谓“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策略，其实有着相当可怕的逻辑：推而广之，人的一生也就这么在忍一忍、忍两忍中过去了。忍耐，以及漫无目的的挥霍，从事件时间看来都是暂时的死亡，它们都否认在某段天文学时间中的事件应当进入事件时间，从而选择性地忽视其意义。

前面所说的为了创造时间标度的找乐子、节日和放荡的感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彻底的死亡，却同时也使人习惯于死亡的威力。魔山上的许多人都深陷其中，也许只有约阿希姆例外：他不停地要求回到平原上去服役的抗争即便徒劳无功，却有着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色彩——他从未在死亡的宫殿中忘却生，即便在他的躯体死去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作为一个生者，作为一个渴望生、留恋生的人去死的；他临终前仍想着要去向军团请假。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作为生者去死的，有的人在死之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至此，我们便接触到了《魔山》主题的更为隐秘的一面：何以在作者写作的那个特定时代，时间成了问题，时间的停滞（死亡）成了重大的威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不能放过的是使魔山得以建成并存续的基础：医学，或者更一般地说，科学。

魔山得以存续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一切听命于诊断，而这种诊断无视病人的意识状态，它以体温、X光片或者“加夫基指数”的形式直刺人的深处，仿佛要以此一举超越变动不居、无法依凭的感觉、表象，通达身体的本质。当卡斯托普认为自己完全没问题，只是因有些感冒而体温升高时，X光片却无情地指出了他肺上的“浸润点”，这种事实无法抗辩，将一切悖逆它的举动都降格为疯狂。魔山上的人因此失去了对自己的身体的自：那个由X光通达的身体内部，乃是他们的纯粹被动的身体，这个身体被交付给了无名的权力，从而使人失去了自由。

事实对于人的生活的这种侵入，并不是向来就在发生着。相反，它是在《魔山》成书的时代才变得特别明显的。我们今天所知的这种科学，早在17世纪就已经形成了至今有效的研究范式，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结论仅仅是作为看待世界的种种方式之一而存在的。直到启蒙时代之后，科学才日益有了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科学的世界观才渐渐成为唯一合法的世界观。

《魔山》中的塞特姆布里尼就是这种科学理性原则的典型代表。在他那里，科学扮演了破除愚昧和迷信的角色，仿佛只要对人性的一切方面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就能够消除一切的痛苦。

但是好景不长。实证科学的理性是死亡了的理性；这就是说，它总是力图将事物固定在完全清晰的状态，却遗忘了为达到这一状态所需的种种努力，也遗忘了事物在这种固定之下仍会轻易地滑走。当一切都以现成的方式在场时，世界就成为必然事物的，人的自由因而成了问题，而这是理性主义本身始料未及的。到了19世纪末，由于对铁板一块的理性、事实不堪忍受，人们愈益滑向其反面。

这就是说，在绝对的理性重压之下，人们开始向往的就会是绝对的自由，是对铁一般的事实说不的自由。在《魔山》之中同样有这种激进自由的化身，那就是纳夫塔。这个人物非常恰切地揭示出绝对自由的思想源头，它在保罗、德尔图良、加尔文身上都有所体现，我们或可追随托马斯•曼的描述称之为信仰的激进主义。纳夫塔说出了这种观点的惊人信条：未来世界的原则不再是理性，而是——恐怖！因为，在恐怖的深渊中，未来有着绝对的未知性，一切全凭上帝不可捉摸的决定，与那个一切都由数学设定好了的世界截然相反。在纳夫塔看来，只有在这种恐怖中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它不同于对于温饱、幸福乃至“消灭痛苦”的极端软弱的向往，而是关乎一个永恒天国。

但纳夫塔的信仰激进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的解药。在与纳夫塔的争论中，塞特姆布里尼曾戳穿了前者学说的荒谬之处——它根本就是要取消时间。如果说世俗世界中一切的意义仅仅在于服务于永恒的天国，那么世间万物的生成过程就要又一次被无情地超越。纳夫塔们不屑一顾地越过了生的意趣，奔向真理的最终完成形态——也就是说，奔向死亡。

当然，塞特姆布里尼虽然不曾要求取消时间，却因为其线性的进步观而预设了一种无聊乏味的时间。在这种时间里，一切如同排练好的剧目一般上演，没有任何开倒车或者坠落悬崖的风险。因此，塞特姆布里尼的时间也是早已完成的时间，是“伪”时间。

那么，真正值得重视的时间是什么？哈罗德•布鲁姆在为《魔山》写的书评中强调了一句话：“人不应当让死亡统治他的思想。”既然科学的理性主义和信仰的极端主义都执著于存在的某种既成状态，它们对思想乃至对生活的统治便是死亡的统治。我们常觉得，即便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炽烈的情感，即便是最英雄主义的梦想，终究也是经不起坐下来冷冷地推敲的。生活的意义本来就不在任何静止的状态中；将生活等同于生活所奔向者，并且现成地分析这个所奔向者，对之指手画脚，这无疑会取消生活的意义。毕竟，生活最终奔向的是死亡，但我们能说活着的意义就是有朝一日去死吗？科学的理性主义与信仰的极端主义的共同特点就在于急急忙忙地掠过生活，掠过一切生成的过程，去追寻那些仅仅是僵死的观念的目标。

站在世纪之交，托马斯•曼通过《魔山》提醒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那种关于标本的真理，更不能出于这种真理而将自己理解为乃至制作为标本。需要尊重的是时间所具有的那种带来未知的魔力。我们需要努力回忆起，曾几何时，时间意味着事件，意味着惊奇、担忧、期待等等弥足珍贵的情绪；而这种时间的载体则是人的生命，它脆弱、易朽，甚至“说到底”就是一个缓慢腐烂的过程，然而即便是在这种腐朽中——或者不如说，正是因为在这种腐朽中——生命自有其远远超过那些永恒之物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