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电影《芳华》原著）》读后感3000字

         再读《芳华》（一）

某人据说在压抑的状态下读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结果……结果不但没有变抑郁，反而读出了别样的意味，并扬扬洒洒写了数千字的书评（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惊吓）。而我不知道发什么愣，居然受了影响，也想找一本压抑的书来“以毒攻毒”。翻来翻去，结果选了《芳华》。按理说，东野奎吾的《彷徨之刃》更让人觉得憋屈。可是，就是不知为何，我选了《芳华》。

《芳华》我是读过一遍的，在看过冯小刚执导的同名电影之后，便在微读里面买了书，花了三两天的时间把它一气读完。

相较于电影，我认为书里的故事要更加丰满精彩。电影只是想讲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叫刘锋的好人的故事。但书里故事，承载的东西，却要多得多。

《芳华》不是我看的第一部严歌苓的小说，我想也不会是最后一部。坦白说，看过电影，书也读了两遍，但我仍然弄不懂严歌苓通过《芳华》，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并不是说书写得不好，而是她给我留下了一长串的问号——这是讲述一个叫刘锋的好人在那个年代的故事？还是讲述一群青春年华在旧红楼里挥洒掉的人的故事？是在讲述那个年代黑白颠倒、混乱不堪的故事？还是揭露人性丑恶面的故事？是在为当年的所为忏悔？还是都兼而有之？我不得而知。在微读里面看过几篇《芳华》的书评，每位书评作者似乎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我却并未能产生太多的共鸣。或许是因为那是他们的解读，不是我的缘故吧。正如那句话说的：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里，也应该有一千个《芳华》吧——

时代背景和环境

《芳华》里的故事开始于1973年的春天，林彪事件的第二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几位青年男女相聚在西南都城某文工团的旧红楼里，于是便演绎出了这么一个故事。当然，故事或许酝酿在更早的时候——早在萧惠子的父亲被下放水库，早在小曼的父亲被打为右派前，封印故事的符咒便在被慢慢揭开。故事结束在2015年的冬天，结束在刘锋的葬礼上。一切的爱恨情仇，似乎都随着曾经的青春年华，尽皆逝去……或许，真没有什么能敌得了时间。

整个故事横跨40余年，这40余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建国的三位伟大领袖相继故去、“四人帮”被打倒、小平上台、改革开放、对越自卫反击战、小平南巡……可以说，故事开始在一个时代即将终结、而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且刚好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衔接点上。

时代变迁，最先发生改变的，是社会环境。而环境变化，最先反应的，便是人心。生存在环境中的每个人，面临时代变迁、面对环境改变，必会遭遇内心欲求在两难之境间的抉择——在不可调和的两善中取其一，或是在两恶中取其轻。有选择，就会有舍弃。有舍弃，就会有矛盾和冲突产生。这或许才是故事发生的真正根源。

整个故事分为三幕：第一幕是故事主体，讲的是主人公们在旧红楼里的那些事；第二幕是故事延续，讲的是主人公们离开红楼后那几年的故事；第三幕是故事结局，交待几位主人公各自最终遭遇，勉强为整个故事画上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最终人性回归，在变化的环境中，变的是人，不变的，是人性。

社会大环境和旧红楼小环境

《芳华》里面有两个环境：一个是外部社会大环境，一个则是旧红楼的小环境。小环境是大环境的一角，是大环境的组成单元。大环境反映着时代的特色和变化，而这些特色和变化，也同步映照在小环境中。两个环境相辅相成，构成了故事演绎的时代背景。

对于社会大环境，严歌苓并未用太多笔墨去叙述，而只是在事件发生和情节发展的间隙，用寥寥数笔，不经意间带过——

反右运动

• “假如没有那场人人讲别人坏话的大运动，叫作‘反右倾’”
  
• “那时的人都还质朴善良，掌柜的打了个哈哈说，急啥？”
  
• “我父亲在水坝上扛活六七年，从听别人讲他坏话，到自己讲自己坏话，再到他重获讲别人坏话的资格，什么能再洗去他的卑鄙换回他最初的纯真？大半个世纪到处都是在讲人坏话，背地的，公开的，我们就这样成长和事故起来。”
  

文化大革命

• “我们孩提时代和青春年代都是讲人坏话的时代。‘讲坏话’被大大地正义话，甚至荣耀化了。”
  
• “像所有中学一样，小曼的学校也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为主，复课是没有正经课上的。”
  
• “你知道一九七三年的上海吗？到处是全国各种部队文艺团体的招生点。因为前一年林彪事件，部队停止招兵一年”
  
• “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忌妒，但它的后果太好，比如入党、提干，提了干后果更好，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当这帮党员拎着马架子，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那是让我们顶眼红，顶妒忌。”
  
• “所有人都盼着父母给“捎东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捎的东西最好、最多。捎来的东西高档、丰足，捎得频率高，自然就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
  
• “能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的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儿。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
  
• “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一九七六年这位导演身边围了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就叫作“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
  

打倒“四人帮”

• “这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连队化建设管理，领导已经不再提了。领导现在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管理，营房里穿花衬衫的越来越多，夜里出去遛弯儿的男女，归队越来越晚。对我不良思想意识大批判的人，开始秘密传看手抄本《少女之心》。做首长儿媳梦的女兵大部分都圆了梦。”
  
• “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为‘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
  
• “在我们军营里，一九七七年夏天的熄灯号跟其他所有号音一样，已经没多少人当真了。”
  

第六次大裁军

•  “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
  

八十年代下海

• “郝淑雯的丈夫在八十年代是内地到沿海地区的第一批垦荒者，等大家都纳过闷儿来投入垦荒时，这位丈夫已经做成了电子产品的老板。总公司分公司，一两百员工。”
  
• “林丁丁出国的时候，已经没多少中国都市人向往出国了，好儿女都是志在南方，都往南方奔，来得及带的只有行李，连家眷都来不及带，人人都方便开采第一桶金，但他们比郝淑雯的丈夫，到底晚了一大步。”
  

中国经济从过热进入了低谷，私营经济遭遇寒流

• “一九十月，我出差去广州，又转火车，想顺便见识一下正实践中国人致富梦想的深圳。我刚走出火车站，小皮包带子在我肩头火辣了一下，再一看，皮包已在二三十米之外，以时速一百公里的速度离我远去。摩托骑侠车后驮了个十来岁的孩子，孩子下手的力道和速度以及惊人的准度，都说明这是他惯常的谋生技巧，开采第一桶金的手段之一。”
  

移动互联时代

• 我悄悄盯了刘倩一阵。因为她四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手机上，所以我盯她盯得无所顾忌。她那两个拇指是她们这代人的，在手机屏幕上可以跳舞，可以弹琴，敲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