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读后感3500字

04年,一本名叫《狼图腾》的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不到一年半，发行量已经破百万，并持续畅销，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一时间，媒体炒作，民间跟风，甚至学术界也不甘寂寞，引发了一场关于《狼图腾》现象的大讨论，这本书及其主题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04年那时我上初中，记得当时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摆放有两本书，一本是《血色浪漫》，一本就是《狼图腾》。当时两本都买了，《血色浪漫》读的倒是饶有兴致，但《狼图腾》一直束之高阁。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是蒙古族人，家里在北京做生意。有次去他家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看见他家客厅的显眼位置，是一个狼头的画像。当时没仔细问他，但那就应该是所谓的“狼图腾”。时至今日，终于有幸将《狼图腾》一书完整地读完。有点儿话想说。

这本书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小说的主体部分，讲述了知青陈阵杨克等在蒙古草原插队的生活经历。通过与草原狼的接触，知青陈阵了解到了狼的智慧和精神，并逐渐被这种狼性精神所感染。此外，作者穿插着用了细致入微的笔法描摹了一副壮美的草原画卷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残忍地破坏生态平衡。第二部分为结论，题目为《理性挖掘——关于狼图腾的演讲和谈话》。作者将草原文化定义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狼性”精神。作者又通过大量的历史片段的举例，比如说秦国受到临近草原文化的影响得以横扫东方六国，成吉思汗率领他的蒙古铁骑征服全世界，李世民具有草原突厥血统，满清在马背上打下江山等等，验证了中国历史的辉煌时刻全部是在草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作者进而做出推论，正是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狼性”不断给中原农耕民族的“羊性”输血，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至今。他把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性的奴性与软弱，即“羊性”，并认为，中国只有在国民性中注入强悍进取的狼性性格，中国才能得以腾飞。作为专家学者，作者甚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建议重新修订中国历史，颠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以改造国民性。

首先，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姜戎的文字功底。我从没看到过一部长篇小说能有如此简单情节，就如同张艺谋在《英雄》中的表现，作者仅用一幅幅分散的画面支撑起了整部作品，由此可见作者的文字功底。此外，作者另辟蹊径，关注并探讨了前人甚少涉足的草原文明及其精神，并以具体的“狼图腾”一词来概括，与中华民族虚幻的“龙图腾”相对应，产生了讨论的价值。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小说得出的某些结论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片面而极端。

其一，作者强行将“狼性”和“羊性”强分彼此，给草原民族打上“狼性”的标签，农耕民族打上“羊性”的标签。但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复杂性岂可用简简单单的标签替代？由于所处的残酷环境，游牧民族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彪悍刚猛的“狼性”行为方式来应对自然的变化。这塑造了蒙古人勇武好战的性格，也孕育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支机动部队，凭借这些，成吉思汗得以横扫全世界。但在元朝得了南朝江山的花花世界，开始不思进取，逐渐腐化，统治末期，羊性的一面被彻底开发出来，以至于草原骑兵在军队强大的攻势下，退守建立北元，可最后还是被朱元璋手下大将蓝玉彻底消灭。这一仗，大将蓝玉摇身一变变成凶恶的狼，将蒙古的披着狼皮的羊追的无所遁形，作者又如何解释这一狼羊倒置现象？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最出名的无非是卫青，霍去病，打的匈奴远避大漠，不敢进犯汉朝边境半步。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袁崇焕抗满……这些接受汉族传统教育，具有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地地道道的“旱地羊”，身上怎会有如此鲜明的“狼性”，把强悍的“草原狼”打的谈虎色变？由此可见，“狼性”和“羊性”并不是相互独立和绝对的，根据环境的变换，“狼性”民族身上可以被培养出“羊性”，而“羊性”民族身上潜藏的“狼性”也可以随时被唤醒。尤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作用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好比小说中毕力格老人教陈阵打狼，而陈阵给毕力格老人讲历史一样。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毕力格老人越来越彪悍而陈阵越来越文雅。相反地，老人在彪悍中融入了一种文雅，陈阵则在文雅中融入了一种彪悍。

其二，作者认为草原文明的狼性文化较之于农耕文明的羊性文化，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简而言之，草原文化优于农耕文化。这是典型的妄自菲薄。所谓草原文化的“狼性”，强调的无非是一种危机意识，一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这与游牧民族残酷的生活环境是相互契合的。在无法捉摸的大自然中，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能得以生存。但是，在农耕文明中，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用耕种和驯化来试图控制和适应自然，从你争我夺的原始阶段进化到了高级的分配和管理阶段。我承认，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是吃过不少游牧民族的败仗，只能以和亲或者筑长城来缓解颓势。但问题是，军事和文化是两码事，不能说军事上的胜利者的文化就一定高于失败者的文化。好的文化能孕育出伟大的军事思想，反之，穷兵黩武并不能孕育出灿烂的文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巴达与雅典。斯巴达尚武，孩子生下来就扔深山里喂狼，能活下来的才接受你为斯巴达人，而雅典崇文，以相对健全的政治体制来管理和协调社会资源。最终，虽然斯巴达人以武力征服了雅典，但是没有人会说斯巴达的文明高于雅典的文明，相反地，人人都会承认，西方文明的起源在雅典。事实上，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之分。

其三，作者认为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是草原文明一直给农耕文明输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者们受到草原狼性文化的浸润，在乱世局面下，得以重整河山，使中华文明延续。作者找了大量的所谓历史依据来证明伟大帝王和草原文明紧密的关系。像拓跋焘，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还比较好办，直接就是，碰上像秦始皇，杨坚，李世民这类比较模糊的，作者从血统或者地理位置上勉强证明这些帝王和草原的关系，但碰上汉武帝，刘秀，曹操，朱元璋这类和草原八竿子打不着的帝王，作者只能牵强附会避而不谈了。作者持有这种选择性失明的历史观，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武断的。作者等于把“成功”一词和“狼性”绑定，成功了，你就是受到草原文明影响，这和韩国人把好东西都说成是自己发明的是一个道理。

最后，作者提议，要用“狼性”改造国民性，甚至已经为国民拟定好了“文明羊——野蛮狼——文明狼”的路径。这点我更是不敢苟同。首先，中国人体现出来的羊性，是和其历史渊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决定“羊性”有其存在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中国9亿农民全部变作“狼”，先不说中国怎样，世界都会发生动荡。作者动不动就要以“狼性”的直接嫁接来改造我十三亿国民的国民性，显然没有将中国历史和现状考虑进去。就好比民主，民主再好，可是美国把民主强行植入中东地区，结果却是一团糟。其次，西方能成功从“野蛮狼”的自私残忍阶段过渡到“文明狼”的强悍进取阶段，是因为欧洲有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为人们建立了一种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而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机会，但是中断了），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足够的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从“文明羊”走到“野蛮狼”倒是容易，文革时的暴行没几个月便在全国扩散开，但再想从“野蛮狼”跃升到“文明狼”甚至“文明人”的阶段，则漫长而艰难了。

这样一部情节简单，立论薄弱的作品竟然被媒体称为“旷世奇书”，并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可见当代的中国人都在想些什么。也许正如《透视“狼图腾”现象》一文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心的功利化与世俗化的膨胀，狼图腾精神也找到了滋生的温床”，而“《狼图腾》的问世，使得无数为生存压力而困惑的人们犹如见到了黑暗中的曙光，重新找到了生存的信念和动力”。

引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