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读后感2100字

误入藕花深处

——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

国人的审美，可以说由来已久。从上古所谓“华夏”之说开始，就不难明白，我们的文明肇始于审美。而至于两晋时候，关于“美男子”的故事更是堪称惊奇，以至于“潘安”“卫玠”之名仅凭美貌便足以流传千古。

故而，几乎可以这么说，审美情趣的高低，是一个民族文明繁盛与否的标志了。

故事的主人公道连·格雷，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宠儿：既有为当代画家沉迷的梦幻般的美貌，又将拥有令上流社会无不羡慕的巨额财产，还同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聪慧与忧郁以及必不可少的德行。集各种完美于一身的少年，可以说是任何时代最美好的模板，无法效仿且难以复制。

极致之美的美中不足，是与之相匹配的朋友。

巴兹尔·霍尔沃德是亲手为他画像的天才画家，对于少年之美的理解无出其右者。然而同时，对于“美”的追求也正是令其走上歧途的动力：正是画家的神来之笔让道连·格雷意识到了自己叹为观止的美貌，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而将这种美貌凝聚于画布之上意图化为永恒的初心，似乎又无可厚非——追求并且留住美，岂非正是画家的职责么？

事实上，作为整个故事的“始作俑者”，画家始终处于病态的审美之中而不自知。一来在于其所处的时代风气拘囿了他对于“美”的认知，事实上直到生命尽头，他始终没有真正的进步——过度自傲于片面的（对于道连·格雷的）外在审美情趣，且同时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演变为“贪婪”——对于作品的执著指引他意图引导主人公“回归”，这种一厢情愿的荒诞之处在于其本心并非指向“人”而是“美”：扭曲的画像所昭示的灵魂与本体的不一致引发的关注。

如果说画家所代表的审美是由外打开了道连·格雷的堕落之门，那么另一位重要人物亨利·沃顿勋爵则无疑是其推开这扇门的动力之源。

在处理西比尔·范尼的时间上，读者无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梅菲斯特”的亨利勋爵的真面目：巧言善辩，颠倒是非，玩弄道德。如果说一开始主人公的罪在于以错误地将外在审美至于崇高地位从而引发悲剧的“傲慢”，那么在经过亨利勋爵的“教导”后，则确切无疑地滑向了真正的“罪恶”。

以“享乐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这位贵族在文中可以说是“金句”频出，但观其实质，首要的问题是抛弃一切的道德主张：作为人生必然背负的责任，必要的道德束缚是获得真正自由的唯一途径，即便在抛弃其中的部分之后貌似能够轻松一些，但绝无可能全然弃之——伪君子往往以公德示人，是儒家所谓的“乡愿”，对世人危害极大——私德是一个人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正因为其鲜为人知，故而恰恰方便彰显内心之恶。

亨利勋爵的存在，正为道连·格雷之恶而来，作为全文之中最为善辩之人，作者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乡愿”之所以为害的具体特征：极致的个人化的享乐追求，往往是以他人的性命为代价的，魔鬼的交易。

道连·格雷的的魔鬼之心，其本质在于贪婪：王尔德对于主人公自我迷恋以至于妄图获得永恒之美的设置，恰好可以对应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长生”的追求——荒诞。

当然，这并非作者的本意。至少在“唯美主义”的探讨中，作者所要伸张的是对非理性“唯美”的追求的反对，但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文本意义上的道连·格雷，其意义已经超越了这一层面，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文学价值。这也是优秀作品本身具有的品质，或者说是必然的“文本特征”，其根源在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刻认知。

西比尔·范尼的悲剧，起源在于道连·格雷错误的审美追求：将审美和生活混同起来是画家的存在形式。而悲剧根源在于其内在的自私和冷漠，“观看糟糕的表演，对一个人的道德不好”是将美少年推向地狱深渊的恶魔之手，正是出自亨利勋爵之口。

耶稣说：父啊，宽赦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路加福音23章34节）。正此谓也！

不自知的偏执，其结果即是傲慢。人无悔过之心，便要走向罪恶的深渊，故而与此相印证的，是花香中灵魂的不断恶化。但作者偏要让主人公看到这灵魂，这一设计的伟大之处，在于说明了人性中的软弱：因恐惧于罪恶而不承认有罪，甚至为遮掩当下的罪恶触犯更大的罪。

应当看到的是，尽管主人公的堕落几乎是“断崖式”的，但在其内心深处，正因其恐惧而保留了最后的人性，于是让救赎成为可能。尽管作者最后指向的是“美的毁灭”，但从人的意义上看，也正是其投向灵魂的一刺使主人公回到“人的面目”——衰老的、常态的道连·格雷。与此同时，也恰恰证明了一直以来蛊惑他的亨利·沃顿勋爵是魔鬼的化身这一事实。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物质繁荣也带来了必然的资本膨胀。与以往不同的事实是，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时代，和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缓慢行进不同，整个世界也像装上了蒸汽发动机的火车轮子一样迅猛前进。

遏制不住的物质进步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人性无法与之同步的滞后，尤其是在某些阶层上生存开始变得不再艰难，享乐自然成了第一主题。但是同时，同样出身于这一阶层的知识精英也开始注意到变化的到来，并引发了深层的思考。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自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改革为标志的思想自由开始，欧洲文艺始终未脱离其依托宗教的主体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浮士德》式的故事结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