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绛

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走到人生的边缘

——读《我们仨》

人的一生是一个走出很远的旅程。不同的是有的人走到了最后，已经看不到自己的来路，忘记了为了什么而出发；有的人一路走来，一路采撷，渐渐知道人生曼妙的风景，莫过于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其实每个人走得再远都希望可以有一条回家的路，圆满的一生就是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还可以回望来时的道路，可以让心灵渐渐归于平静，可以洗净一生沾染的“污秽”而回家。

杨绛先生的这一本《我们仨》是一个老人走到了人生的边缘，回望来时的道路，一步步丈量回家的路程。

走到人生的边缘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

这是一个老人的梦，梦里，她和他失散了。

他无声的消逝了，消逝在茫茫沉寂的夜色之中，消逝在空旷无人的旷野里。

她茫然失措，无助地呼唤，焦急地寻找，却总是寻不到一丝痕迹，总是恍惚的惊醒在枕上。

她说，这样的梦她做了很多，虽是不同的梦境，却是相同的情境。

人生若是牵挂太多，就会生出许多的绊羁。生命若是还有不舍，总会凭空多出一些预兆。像冥冥之中，已经看到了未来，不可抗拒的力量，无法左右的生老病死，我们只得眼睁睁的看着已经写好的结局，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在我们的生命里，甚至，发不出一丝的声音。因为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过程，因为离散才是最终的结局。

走到人生的边缘，挚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内心充满了惶恐和不安。

我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说，一个人的爱有多深，他的牵挂和不舍就会有多长。

因为爱是那样深切，才希望可以把这个份牵挂和不舍延伸的更长，更长。

走到人生的边缘，她便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梦里历历如真，醒来犹如梦中。梦里有一条长长的驿道，梦里古柳夹道，寒来暑往，柳绿又黄。梦里有一条搁浅的船，每一日，匆匆相会，匆匆而别，不知道这艘船将要驶向何方。梦里，从我们仨在古驿道的相聚到我们仨最后失散在驿道。

现实中，钱钟书和钱瑗先后因病住院，杨先生每日奔波在丈夫和女儿的病房之间，两年多的时光，历历在目，又不堪回首，如何回忆三个人的离散？女儿和丈夫的相继离世？

只怕每一次回忆起来心仍兀自滴血。

似梦非梦。说梦，真希望只是如梦一场，梦里可以把所有的伤痛淡漠一点，再淡漠一点；说不是梦，因为即使梦中，依然有生死离别，一样无从抗拒，一样只能承受。

梦醒了，古驿道是走不回的黄泉路，不知去向的那叶孤舟消失在忘川河上，从此生死杳杳。

回家的路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可是回家的路只有一条。

和挚爱的人在一起牵手，才能够找到这一条道路，从从容容地回家。

家是什么？

家是这个世界上宁静的港湾，家是心灵可以栖息的地方。家是有了他们就有的心安。

我们仨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温暖的家。可是从我们失散了以后，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叫做家的地方，有的只是一个人间的客栈。没有了他们，一个人回家的路变得很长，很长。

一九三五年，杨绛随钱钟书去英国牛津求学。初到牛津，钱钟书就磕掉了大半颗门牙，她戏称吻上了牛津的大地。

在牛津他们最初在老金家里做房客，供应一日四餐。可是，钱钟书吃不惯西方人供应的伙食，常常吃不饱。看着日益消瘦的钱钟书，杨绛在报纸上看了租房的广告，就决定搬家，另立炉灶，自己做饭。

杨绛用平淡细腻的文笔记载了初学做饭的种种经历，比如她写第一次用猛火煮红烧肉，后来改为文火，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钱钟书吃得好快活唷。

杨绛把搬家誉为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钱钟书在英国学会了做早餐：每天一瓯红茶牛奶，五分钟煮蛋，烤面包、果酱、黄油和蜂蜜，在杨绛还在酣睡中，就把香喷喷的早餐搬到了她的面前。回到国内，不会划火柴的钱钟书为了给她做早饭学会了生火。他写“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穀方”，把对她最深的情感写进烟火的平凡岁月，把对她的爱揉进了每天的朝夕相处和每日的早餐之中。

杨绛笔下异乡的日子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大事件，都是平凡而琐细的风俗的生活，她写他们致力学习，最喜欢的是两个人关上窗帘，相对读书。她写两个人的探险，饭后到处走一走，观察看到的风土人情，猜测人物背后的身份和发生的故事。

一九三七年五月，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儿圆圆（钱瑗）出生，两个人的世界成了我们仨。对这个孩子，钱钟书谆谆嘱咐：“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则想要一个像钱钟书的女儿。护士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钱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锺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

杨绛在医院住院的日子，钱钟书总是会干些坏事：打翻了墨水瓶，染了房东的桌布；砸了台灯；弄坏了门轴……杨绛通通回答他“不要紧，我会修。”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拙手笨脚”，连自己生活都不善于打理的钱钟书，在妻子出院那一天，学会了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她吃。

回国以后，因为战乱钱钟书一家一时居无定所，杨绛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在自己的爸爸家。

在上海沦陷一家人过得很困难的时候，杨绛这样回忆：

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钱钟书曾经这样称赞杨绛，说她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他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而在她眼里，他是最狂的才子，最深情的丈夫和最有趣的父亲。

钱钟书在《围城》里写道，婚姻是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谁见过婚姻中最好的模样？

在遇见你以前，我没想过要结婚。遇见了之后，结婚这件事我就没想过别人。

我想这应该是我听过最美的情话，也是婚姻里最好的模样。

解放以后，他们一家经历了“三反”，和下放改造，一家人分到三处。到钱锺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绛和钱钟书被揪了出来，打成了“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可是在她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对那个时代的控诉和激愤，他们的经历只是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我们仨从最初的海外游历，到归国以后战乱的饱经风霜，再到解放后的“三反”斗争，下乡接受思想改造，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

在《我们仨》里，杨绛、钱钟书和钱瑗始终相依为命，不离不弃。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不抱怨，不绝望，相互支撑走了下去。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仨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只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一九九七年早春，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次年岁末，钱锺书亦撒手人寰。辞世时候他对她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

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从此，三里河的寓所不再是原来的家，而只是她一个人旅途的客栈，余生，她一直在寻觅，寻觅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