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政务版）》读后感1000字

这是一部超出历史学范畴的历史研究。托克维尔不仅要探究大革命这一事件在旧制度之中的种种源头，更要指明：在旧制度的晚期，确保政治自由的种种缓冲性机制逐渐被废除，这不仅为大革命中涌现出的中央集权式专制买下了伏笔，更造就了大革命的极端性质。
托克维尔不仅考察了通常作为历史学材料的种种叙事，还将目光拓展到政府文件、人们的申诉、税收记录等等，从而越过被革命所脸谱化的二元叙事，在旧制度中发现了种种后来改头换面重又出现的元素。大革命与其说是推翻了旧制度，不如说是旧制度的完成和极端化：领导者变了，政治学说变了，行政的基本结构却几乎未变，只不过在革命中这种结构获得了自觉，开始为其合理性辩护。
在这种历史叙述背后，有托克维尔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揭示出，中世纪以来在传统、习惯和约定的基础上形成的种种地方性政治中介体制才是政治自由的真正保护者；当旧制度下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将这些缓冲层一一废除，自由的概念就愈发抽象。到了后来，自由就停留于作家笔下的抽象概念，人们虽然向往它，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实现它，因为在他们的日常政治实践中已经不再有多元化的、容纳差异的思维方式，有的只是柏拉图式的理性先行的普遍主义。与这种一切从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相配套，制度愈发地单极化、扁平化，只剩下中央权力和无权力的平民；即便是后者，在表达政治意见时也只能站在前者的角度，作“一人为脑，万人为手”式的规划。在这种分化中也产生了真正现代意义上“不适于政治参与”的暴民，其粗鲁莽撞原是长期被剥夺最微观的政治权力的结果。大革命并未改变这一总体走向，反而将其所有极端性后果催生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至今生活在这种政治遗产之中。
尽管托克维尔同期英国式的渐进变革，他还是将必要的惯例机制和不正当的特权区分开来，从而不同于柏克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托克维尔的政治立场更接近于阿伦特式的小范围直接民主制，这也是他从对当时美国的观察中得出的经验。尽管他警醒读者不要将大革命一味看作全新时代的开端（而应看作新瓶装旧酒式的延续），他还是认可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伟大性。只不过这种伟大并不是价值上的高尚光荣，而更多地是一种美学上的伟大：独特、彻底，拥有令人畏惧的力量，也因此而充满了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