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读后感2100字

罗志田先生的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个传统儒家社会逐步崩溃的中国。 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学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从希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实现中兴，到认为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拥抱西学才能复兴民族，先贤们立场转变之快，决心之大令人瞠目。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不禁有些不寒而栗。所谓“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原来是因为少年接受传统儒家浸淫尚浅，中毒尚轻，尚能挽救，所以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少年，无知的一张白纸才好学习泰西之学。

常听人讲，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是开放包容的民族。我以为，这样的民族性是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信，甚至是强大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约略懂了一点新学便急着否定传统，压根没搞清楚杰斐逊们已经在考虑异端的权力和多数人暴政。因为国力衰退，竞争失败便认定文化落后，脱不开用结果倒推原因的嫌疑，传承千年的强烈文化自信，崩塌起来也格外轰然。两次战争之后，被列强从经济到文化全方位摧毁自信的国人，反求诸己希望在自身寻找到落后原因的国人，将中国变成西方各个流派思潮竞技场的国人，准备从根本放弃传统，甚至将汉字拉丁化的国人，何等悲壮。中华文脉于文革期间近乎中断，思想源流于此，令人扼腕。

罗先生认为，因为中国保持了版图的基本完整，所以导致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情绪不如其他殖民地国家那么强烈。而反求诸己的文化传统，让学人习惯于从自身寻找落后的原因。而我认为，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官政府，中国的官员非常懂得如何通权达变，实用主义非常容易达成共识，在生存成了问题的时候，放弃传统寻求崛起，是再简单不过的选择。

中国人讲时势造英雄，却也讲不以成败论英雄。当进化论走进中国，中国人开始以成败论英雄时，其实是已经深深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了。中国人虽然不崇拜英雄，但长于服从领袖。大约是文明太久的缘故吧。

传统文化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基因和精神世界。读毛选一卷，主席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各阶级发生的变化，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抗战八年，奉行资本主义，试图主义的和实践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在生死存亡面前，选择走到一起。那些战场之上以身许国的勇士、那些汇聚西南大节不夺的学者，支撑他们的想来更多是传统价值观，而非所谓西方的某种思潮。

科举制的终结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催化了中国封建王朝终结，以往我们关注到的更多的是正面意义，在罗先生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似乎是负面的影响。由于西式学校办学费用高昂所以无法大量普及，旧式学堂大量关闭后导致全民识字率下降。科举终结之后，传统“布衣卿相”的中国梦被打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再加上原本轻徭薄赋，小政府的传统，因为急于在东西方竞争的过程中追赶强者，于是逐步让位于大政府思路，越来越多的事情依赖政府推动，国进民退。于是乎动荡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此可见，但凡大举措，还是应该先经试行后再总结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开为宜，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时，旧的制度一旦废止影响便不可预知。传统应该尊重，古人的智慧不要轻视，既有格局一经打破，收拾起来就难了，大的制度建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得慎重不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豪杰崛起于乡里，清朝居然有了中兴气象，而清朝末期，辛亥革命轻轻一击，清王朝便轰然倒塌，民意、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此外，罗先生还介绍了一些西式改革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比如法制建设过程当中，民众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不能认同，依然宁愿将希望寄托在青天大老爷身上，而不愿诉之法庭。这一点今天亦然。辛亥革命流血甚少，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奇迹般的诞生在东方，中华民族何等光荣。短短数年之后，中国就陷入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西学在中国水土不服以致如此，可想而知。中国人一直有追求“无用之用”，“君子不器”的学术思潮，而西学渐进之后，求无用之学变得那样不合时宜，很难用对或错来评价这样的转变。

中国的史学传统大大有别于西方，西方的史学长期不能摆脱神学影响，忽视历史本身的意义，而中国史学重视俗世价值，历史传承事实上成为中国文化的智慧源泉，否认史学传统，其实是放弃了我们文化中最可宝贵的部分。此外，与西方近代强调民族国家不同，中国人一直强调大同社会的梦想，孔老夫子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中国人从来把文化认同放在在种族区隔之上，在中国，种族歧视从来就不曾是主流问题。

傅斯年认为，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但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变化，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便会变化。这个观点非常精彩，但现实生活中，千年不堕的传统很常见，比如吃粽子、贴对联，无论我们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住楼房还是农家院，都不影响，想来传统文化有比傅斯年理解更强大的生命力。放弃传承，不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谈福祉、强盛、发展，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曾经非常叹服西方汉学研究的水平，以为国内的历史学者水平不高，今日才知道是我孤陋了。我们有罗志田这样的，更有张宏杰这样的新锐，已经不必再妄自菲薄汉学研究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