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读后感3500字

消失的江城：一个旁观者的自述

正文——

因为一些众所周知又难以道明的原因，彼得·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之一《甲骨文》一书未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出于对这本书的“禁书”身份的热情，我决定阅读一下他的另外一本书《江城》。选择《江城》而不是《寻路中国》，是因为这本书刚好能够在微信读书找到，而且我身在重庆，这为我提供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本书所描述的内容的可能。

1996年的那个夏天温热而晴朗的夜晚，离现在已经二十余年了。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和他的同伴亚当·梅耶从山城重庆坐船顺江而下，到达当时还十分偏僻的西南小城涪陵，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他们将在涪陵师范学院支教两年。

《江城》这本书，正是彼得·海斯勒（何伟）在涪陵生活两年期间，作为一位外来的旁观者，对中国西南小城涪陵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记录。在这里对“百姓生活”应用了两个定语“寻常”和“日常”，是因为他所记录的，都是我们中国人习以为常并且选择忽视的生活内容。习惯了，即使过了二十年，每一个阅读此书的中国人还是像熟悉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熟悉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景象。

比如西南任何一个并不十分发达的小城里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如果不是突然意识到并刻意去听，你压根不会注意到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喧嚣嘈杂的城市。耳朵自己选择了过滤掉那些喧嚣嘈杂，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并且毫不抱怨，仿佛一切本来如此。有时候我居住的小区的汽车喇叭声会在同一个时间段莫名其妙地响起，每一次喇叭声似乎都在传达出司机的急不可耐，但是没有人会在意耳朵因此遭受折磨的小区居民。

这一切在一个外来者的眼里显得如此突兀，以致于何伟和他的同伴亚当，还有他们各自的父母在到达中国的最初几天都无法安静入睡，因为实在太吵了。直到他们习惯，并且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忍受下来。

彼得·海斯勒的旁观者身份让他得以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差异性的独特视角，这一切似乎都与远在美国伏案写作的他毫无关系。但是何伟却以一个真实的中国身份参与其中，两年来他一直试图融入这座西南小城，努力学习汉语，与当地人交朋友，和学生讨论中美文化差异，入乡随俗，四处旅行，希望被接纳而不是被当做外来者。一个人，两种不同的身份，身在异国他乡的彼得·海斯勒在何伟这一身份的掩护下忠实地记录下他的学生，还有涪陵人的日常生活图景。

一个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的故事，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唤起我一直以来因为习惯而被忽视的感受。我们坦然接受日常生活中的这一切，丝毫不会大惊小怪。

何伟写涪陵师范学院的学生为了纪念长征而展开的长途跋涉，让我想到中学时学校为了迎接“两基”检查而组织学生去镇上扫大街。我们连什么是“两基”都搞不清楚，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清洁工具在大街上尘土飞扬地大干起来，心中充满了一种融入集体，贡献自我的自豪感。学校每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文艺汇演，即使是帮忙搭建舞台、搬运桌椅，能够参选进入纪念活动的学生都感到无比骄傲。作为一位初中生，对纪念活动背后的意义其实毫无概念。

长征纪念活动中，精挑细选的漂亮女学生们身穿统一制服，站姿标准，步态优雅，作为礼仪小姐代表学校为大人物们端茶递水。这一幕想来每一位中国人都不会陌生，无论是相对纯净的大学校园，还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单位，一概保持着这样的“优良传统”，似乎在重大场合作为礼仪小姐端茶递水是所有长得漂亮的女孩儿的义务，必须履行。如果一位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女孩儿拒绝接受学校或单位领导安排的这一任务，那就是不识抬举。

何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中国特色，就像他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学生频繁提到那些他们无法解释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的教育中，政治永远不会缺席。所有学生都认为政治毫无用处，但是不得不背诵那些无法理解的术语和概念以通过考试顺利升学。

上大学的时候，所有专业都会设置专门学习马克思哲学原理和毛泽东思想概论的课程。我至今都能清晰地记得老师上课时的尴尬情景，他站在讲台上声音不急不缓地讲述着课件内容，目光倾斜向下确保不会看到讲台一米以外的范围——所有学生都低头看小说、玩手机或者写作业，没有一个人在听讲。教学成了老师一个人的表演，他自问自答，在下课铃声敲响后说：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吧。

在后来的采访中，何伟坦言当初选择去偏远的西南小城涪陵支教的初衷和想法：涪陵地势偏僻，上级领导难得下来检查工作，而且远离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是他观察中国、描写中国的极佳位置。通过与学生、同事、当地居民等形形的人交谈，以及考察走访的方式，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涪陵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等资料。

何伟笔下的西南小城涪陵，山水秀丽却又污染严重，人民淳朴热情、吃苦耐劳却又难以摆脱经济的贫困和观念的落后，他的学生聪明好学、尊师重道，但是他们无法对抗因为贫困而遭遇的生存压力。涪陵人的优秀品质和人性弱点通通被淋漓尽致地展现，比如他们酒桌上的互相比拼和奚落，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排外性，虚无的民族自豪感和缺失的集体责任感，以及对女性的不尊重。

中国人讲究实用主义，几乎任何一个第一次见到何伟的人都会问他的收入是多少。当何伟告诉他们只有一千块钱时，他们都会觉得太少，建议他换一份挣大钱的工作。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热情，超过了对任何政治事件或者公共问题的关注。对于计划生育他们关心的是政府罚款多少，对于三峡工程他们关心的是政府提供多少补贴。

我们经历着旁观者何伟在书中描述的生活图景，但作为当局者却对这些图景浑然无觉。重庆、涪陵这样的字眼被写到一本非虚构纪实文学中，作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样本在西方世界被展示出来，让我产生一种迷离之感，何伟描述的中国农村，农民犁土、插秧、挑粪、种菜、薅草……我从未见过这些字眼真实地出现在一本书中，它描述的场景如此熟悉，它组合的方式又如此奇怪。

我们从来不这样写中国的城市，也不这样写中国的农村，每一个怀着复杂的情绪将自己的家乡描绘在纸上的中国人，都不会像何伟这样直白而真实，无所顾忌且毫不讳言。

涪陵是何伟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他称其为在中国的“老家”，但是他只是在这里短暂生活了两年。两年对他而言是一个逐渐融入的过程，但是何伟背后的彼得·海斯勒，却始终是一位旁观者。曾经引起举国争议的三峡工程在政府的强制推进下顺利竣工，二十年之后，何伟笔下的“江城涪陵”，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中国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只有停留在纸上的文字。因此消失的江城，以及何伟的文字，更像是一位旁观者的自述。

写在最后的废话——

在上大学的那段时间里，我从来不会主动阅读任何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尽管摆放纪实文学作品的书架比摆放虚构类文学小说的书架更靠近学校图书馆人文藏书室的入口。当我一次次地从那些一排排的书架里抽出余华、格非、刘震云、王朔等人的虚构小说，我对纪实文学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不过是对现实的另一种伪饰的偏狭里，直到偶然的机会阅读了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非虚构真实而残忍的记录才给我的阅读带来震撼，对非虚构文学一贯的偏见也因此得以消除。

在自主阅读的过程中，往往会养成不少的偏见，因为阅读趣味的趋向使然，我们本能地选择那些适合自己的作品，而对那些足以打开另一种阅读视野的文学作品视而不见。即使在此刻，我也对阅读武侠、玄幻一类的小说依然持怀疑的态度，认为那不过是在浅层次的阅读上浪费宝贵的时间，阅读的感受仅仅停留在故事情节的推动而造成的感官上而已。尽管大学时朋友无数次地推荐金庸、古龙、梁羽生的经典武侠小说，并且一再解释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性和文学性，我还是没能打开一本真正的武侠小说。

对中外经典虚构文学作品的阅读趋向阻断了我对其他书籍阅读延伸的可能，但是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好奇又不断地为我打开新的阅读视野。我在满足自己的阅读品味的同时，尽可能地去阅读一些和以往选择的书籍有所区别的作品。读的书越多，我们似乎越能够发现自己的偏狭和局限，所以唯有竟可能地去阅读，将这个边界无限放大，将自己的无知和妄念包容其中。《江城》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的独特视角，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读到《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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