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场》读后感2500字

读《国家与市场》笔记摘录
这本书是《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里曾经发表过的经济类文章的精选，里面收录了记者对张五常、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采访，记载了近10年前经济学家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形势和经济现象的一些深刻分析和独到见解，放在现在看某些观点仍不过时甚至应验了他们的预言。这里摘录精选中的精华。
《张五常谈中国经济30年》：中国经济80年代的转变，主要得益于由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帮了大忙。90年代奇迹就是邓小平南下以后，县的竞争制度开始形成，90年代后期到2007年经济发展的非常快。我反对新劳动法，中国穷人的唯一出路，是要有一个制度能给他们每个人有自力更生的机会，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不能靠福利经济养人。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农产品价格一定要上去，农民的知识一定要提升。等到中国最穷的农民都有不错的收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算圆满成功了。
《林毅夫谈市场经济与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上，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未必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还不如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哪些地方不足。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必须具有“常无”的心态，抛开任何现有的理论，深入研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提出真正解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并制定出真正与时俱进的有效政策。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本身就包含着理念、理论、思维，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世界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这样才算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
《汪丁丁谈劳动工资与经济转型》：如果不尽快改善劳动工资偏低的情况，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就将长期严重短缺，中国将永远丧失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国人习惯于把政府当成父母官，什么事都让父母官解决，这是最可悲的现象。政府不可能直接参与制定工资，因为政府不可能掌握企业内部的信息细节。政府要鼓励劳动者维护自己的权益，别越俎代庖。前者是所谓“四两拨千斤”，后者是所谓“事倍功半”。第二，老百姓也不要时时处处指望政府主持公道，要自己，斗争，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市场经济，否则你就永远进入不了市场生活。
《张军谈收入分配改革》：左派一贯主张要从高收入者那里下手，采取税收等政策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我认为左派的观点过分追求政治正确，在理论上却错的离谱，往往没有任何理论和依据，没有把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考虑进去。经济学家必须而且有社会责任去考虑更长远的东西，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在中国现在对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有缺陷，既不注重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更不注重理论，缺乏理性和公开辩论。而媒体往往把问题渲染、扩大化。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当下：（1）要始终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2）要用理论来分析问题；（3）要拿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如果你想活得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使别人幸福，按照市场的逻辑，你是不可能幸福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根本差异，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市场的缺陷其实就是人的缺陷，但不能因为市场的缺陷而丢弃市场，这不解决问题。不存在一个理想制度，市场经济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在可行的制度中做出选择。麻烦的是，你没有机会证明它，任何充分证明都需要足够的耐心。计划经济不行，我们已经给它足够的时间；但中国的真正市场经济只有十多年时间，应该给它足够的时间。市场的不完善，都是人性的不完善，不能因为人的问题而否定市场。
《黄亚生谈中国经济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成功经验是，中国的发展类似东亚各国，比如土地改革、民营经济的支持和教育卫生方面的投入；欠缺经验则可以在拉美国家找到影子，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挤压，消费低，收入增速低。中国要朝着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前进，而不是走回头路，即便步子慢一点，也是好的。看一个国家是否成功，除了经济增长，还要有其他指标提高，比如社会公平、政治稳定等，如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有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公等情况出现，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就是有问题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韦森谈美欧债务危机与中国》：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仅仅是一个表层现象，真正危机的是背后的美国经济本身，更折射了西方民主政制本身的深层次问题。现行西方民主政制中，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都需要尽量满足所有选民的要求。一方面会对富人说，你们选我上台，我会给你们减税；另一方面则对穷人说，你们选我上台，我会提高你们的福利。这样的制度运作所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又要减税又要增加福利，只会让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关于如何尽量把我们巨量的外汇储备花出去，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买外国政府国债（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第二，大量买资源，买石油、黄金和其他类资源。第三，鼓励民间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去买房地产，去新西兰、澳大利亚买农场、矿山。但购买西方企业，却要特别小心。经常出国的人大都感觉，中国的奢侈品价格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远远高于东京、巴黎和伦敦。结果，现在中国高收入的人一波一波地出去旅游，多是跑到香港、新加坡和欧洲去买奢侈品。如果关税降下来了，上海、北京和一些其他大城市的进口奢侈品价格下来了，人们就会在国内买了，没必要再花机票和旅馆费去欧洲和国外买。与其把这些钱都花在欧洲，花在路上，还不如降低关税，让欧洲奢侈品直接来到中国，那样中国的商家还能赚一部分零售的钱。